提高社会信任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优化人际关系、增大社会合作的保证，对社会的经济繁荣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对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研究较多，如世界价值观（WVS：World Values Survey）调查中用“一般来说，您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呢，还是与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一题对社会普遍信任进行测量，测量数据被学界广泛用来衡量各国信任程度的高低。美国皮尤公司和欧洲社会调查（ESS）通过“信任”、“公平”和“帮助”三个指标测量社会普遍信任状况。而国内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调查、中山大学在广东省进行的社会信任调查等，则侧重于对人际信任和制度（也包括机构/规则）信任状况的调查研究。

信任作为一种预期，其对象可以是自我、他人和制度/机构。社会心理学家通常将对他人的信任称为人际信任，而将对制度或机构的信任称为制度信任。人际信任一般是通过交往形成的对某一行为发生的正向预期，而制度信任则是通过对制度的信任，将信任对象扩展为没有交往的人、处理事务的规则。对社会信任状况的描述，不仅可以从人们对社会上的人和制度是否值得信任的理性判断入手，也可以从人们自身的体验（守信或受骗的经历）以及对周围人守信程度或制度公信程度的具体观察入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构建了社会信任测量指标。并于2010年10月中下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18～60岁的城市常住居民。实地调查中选取三市繁华商业街区，根据样本配额，采用街头拦截访问的方式进行，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171份。其中，男性占总样本数的50.4%，女性占49.6%；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1.5%，初中学历的占17.5%，高中/职高学历的占42.7%，大学/大专学历的占37.0%，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1.4%；18～29岁的占27.1%，30～39岁的占27.2%，40～49岁的占25.5%，50～60岁的占20.2%。

一 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社会失信现象也伴随改革的深入而增加，“钓鱼”事件、手机/电话诈骗、“碰瓷”甚至“杀熟”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信任状况。社会总体信任是指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上信任状况的基本印象和判断，而不是对具体信任对象（机构、制度或他人）的信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社会信任总体情况持肯定态度的被访者不足六成（57.1%），34.8%被访者勉强认可，8.0%的被访者对社会信任持怀疑态度。经过进一步赋值分析，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62.9分^[1]（见表1），如果以60分为“及格”线，则调查结果处在“低度信任”中的较低端水平，但仍然高于“基本不信任”和“高度不信任”，可以说是到了信任的底线水平^[2]。

表1 市民对社会总体信任评价情况分布

二 市民对各行业/部门的信任比较

为了深入分析社会信任的状况，我们将通过交往和角色关系规范形成的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分别进行分析。我们将制度信任分为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包括与市民生活最为相关的机构，即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商业行业五大类。

1.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的被信任程度较高，商业行业最低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政府部门和其他政府所有或监管的部门信任得分较高，对商业行业信任得分最低。其中，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得分最高，达69.8分，其次是公共媒体，达69.4分，两者均接近“中度信任”；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位居行业信任榜第3位，得分为67.3分；非政府组织机构信任得分为60.0分；商业行业信任评价最低，其55.2分的信任得分属“基本不信任”范围（见图1）。

图1 不同行业/部门信任得分对比

2.中央政府的被信任程度高于地方政府

本次调查将政府机构细分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门、法院和检察院等机构。

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信任得分分别为75.8分和75.5分，属于“中度信任”的高端水平；对本市地方政府信任得分为72.3分，也属“中度信任”水平；对公、检、法等国家执法机构的信任得分介于60～69分之间，属于“低度信任”水平（见图2）。其中，检察院和法院的受信任程度相对较高，而公安部门的受信任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