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道路”或曰“中国模式”^[1]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在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之中逆势而上的亮丽表现，更是使得相关讨论不断升温。笔者注意到，以往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道路”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本文则拟尝试从文化层面对“中国道路”的“中国底蕴”问题予以进一步的论说，以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中国道路的生机活力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道路”的一个直观而又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在诸多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之中表现出了颇为强劲的生命力。在一定的意义上，所谓“中国道路”显然是与其他的现代化模式相比较而言的。由于人类的现代化不仅源起于西方，而且首先在西方得到了实现，因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看作足以为非西方国家提供学习、师法之楷模。在滥觞于英国、成熟于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2]之外，虽然亦曾先后出现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以新加坡、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等为代表的“拉美模式”，并在短期内体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又都因为种种内因外缘而最终无法避免难以为继的结局。正因为此，当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出现之后，以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士得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滥觞于英国、成熟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使是曾经对20世纪的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联模式”也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道路”恰恰几乎就是在“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之中开启了自身的历程。“中国道路”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就其内蕴的精神特质而言，它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扎根于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传统之中的，但它的初步形成并逐渐取得世界性的影响毕竟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乘“苏联模式”之衰敝而起的。尽管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中国道路”的态度堪称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如果站在内在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立场，他们很难不对“中国道路”充满疑虑与困惑。的确，不论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文化方面自不待言），“中国道路”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在政治上，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中国则一直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上，不同于“西方模式”以私有制为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并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调控，中国则不仅在所有制方面一直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政府在宏观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市场的作用是从属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在社会方面，如果说“西方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小政府大社会”的话，那么“中国道路”中政府对于社会显然处于明显的强势主导地位。尽管就均作为人类社会谋求现代化的道路而言，“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之间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性，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两者之间恐怕可以说是“所同不胜其异”的。正因为此，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开创“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之初，在一些西方人士为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不凡成绩喝彩的同时，西方理论界也一直有着另外一种声音，就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或正在走向崩溃。的确，既然只有“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中国道路”不仅在一些基本特征上不同于“西方模式”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中国道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应该是没有前途的，即使取得成绩也只能是短暂的，除非改弦易辙、另走他途，在“中国道路”的主导下，中国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溃败。

吊诡的是，在“中国道路”的主导之下，经过了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具有更为强盛的综合国力。正如有论者已经指出的，如果说1997年前后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表现凸显了中国在亚洲的作用，那么，2008年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