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年09月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明确地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问题,由此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并获得了一定的理论建树,但在随后掀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潮流中,理论自觉问题则延宕为次要问题,甚至转化为某些近乎空洞的理论体系或某一学科的建构。21世纪以来,不断强化的问题意识则一直停留于经验与情绪层面,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向理论自觉的转化与提升。近些年来,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史学等,再次提出了学科层面的理论自觉问题。但是,依笔者的观察,理论自觉其实不只是某一理论领域或某一个具体学科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文社会学科面对时代变化及其挑战的整体性问题,特别需要进行全面的讨论。故而,为了把问题本身凸显出来,呈现其急迫性,作者从反思十年来学术状况入手,基于对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展望,撰写本文。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剖析今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何以没有实现从问题意识向理论自觉的提升与转变。二是阐述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把握何以是理论自觉的根由。三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从问题意识到理论自觉的范例及其现代化过程中哲学的确定意义,从而探寻中国模式哲学理念建构的必要性。
一
问题意识,虽然源于问题,却是对问题本身的超越。问题本身是多样且复杂的。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问题,也有一般的甚至是琐碎的和枝节性的问题;有真问题,也有假问题。单就人文社会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言,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构成有分量的研究课题。因而还需要对复杂的问题本身进行区分、归纳、提炼与批判,从而集约为问题意识。不仅如此,由于问题本身可能是经验层面的,因而更需要在问题意识的层面分析问题。因为,问题意识已经进入到理性及理论层面,提出问题意识,其实已意味着研究者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自觉,且具备了一定的分析与把握问题的理论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循着问题意识的内在进路,必然要求实现相应的理论自觉。而且,重大的实践问题,其实都是依据现成的经验与既有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对重大实践问题的突破,也要求相应的理论自觉。因而,原则上讲,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步骤,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因理论能力、视阈局限、学科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问题意识的突显常常会过多地停留于经验与姿态层面,而本来应当与问题意识同步的理论自觉反而滞后甚或受阻。
问题还得从新时期30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说起。其实,在以大量引进西学以及以启蒙为主题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已经提出了理论自主性问题,但此时的理论自觉还停留于政治话语层面。90年代以来,从启蒙主题向市场主题的急转,悬搁了理论上的探讨与争议,也使得刚刚形成的理论自觉问题迅速地边缘化、延宕、让位或消解于学科性的问题及其境遇之中。市场逻辑的兴起无疑消解了理论自觉,甚至理论自觉一度被视为伪问题,这一点在经济学“西化”中尤为突出。虽然90年代初人文精神及人文学科的危机切入了理论的存在及价值困境,但以学者及学术的生存困境掩盖了理论自觉的滞后与不足。高校扩招及其国际化发展态势,直接带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在格局及态势上的新变化:经济管理类市场型学科兴盛,人文类基础学科冷清;应用型研究强,理论型研究弱;学科性及学院性渐强、而思想性及跨学科性渐弱。这种非均衡的格局与态势,大体系人文社会学科回应市场社会的分化与科层化,作出的被动的结构与功能调整,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但由于其不是内在的调整,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有益于理论自觉的学科生态结构。不仅如此,虽然国家在政策及资源配置上给予人文社会科学一定的扶持和保护,从而有效缓解了人文及理论学科的生存危机,但隔离式的扶持与保护,并无助于真正实现和提升这类学科的实践效应,更无法培育出强的理论自觉能力。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大规模的学科建设,成为新时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并直接促成了学院性学术的兴起。学院性学术的基础,其实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各种研究领域及其理论探索,这些研究原本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