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全球化意义，就在于中国道路的快速崛起和世界影响。研究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背景中来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战略选择的集中表现。中国的富强崛起是主命题，全球化发展的趋利避害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需要提出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中所涉及的各种分析视角和理论判断进行简要的框定，形成一个明晰、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得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对策能够凸显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的理论高度。其中，全球化是自变量，中国道路是因变量。中国道路的积极作为，将使得21世纪的全球化凸显出中国元素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东西互动、和谐共享的发展特征；如果背弃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封闭落后的结局。

一 全球化是基于非零和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按照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行为特征，全球化进程可分为三种典型状态，即全球博弈的状态、全球合作的状态和全球共享的状态。这三种状态并不全然割裂，但在全球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各有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典型状态，从而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历史地考察，在二战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全球化扩张时期，全球博弈是全球化发展的典型状态，全球博弈除了技术溢出所推动的制度红利之外，具有典型的零和博弈特征。生产体系的完全孤立，使得国际市场完全遵循绝对优势的贸易原则。所以，货物的贸易尽管增进了彼此的生活福利，但各国生产体系具有封闭孤立发展的特点，经济行为仅仅局限于绝对优势产品的贸易，就容易形成一国的入超要以他国的出超作为代价，这样生活较为勤勉和节俭的国家往往容易积累起较大的贸易财富，而生活较为宽松和奢侈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较大的贸易赤字。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就是强国借助武力开始全球掠夺，全球福利因此受损，被迫走上国家对抗的全球发展道路，这是背离全球福利增进的发展模式。零和博弈是各国生产体系相互封闭时期全球经济行为的典型特征，其后果就是极易引发政治领域的直接对抗。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和落后的鸿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全球博弈的直接后果。考察全球化源起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整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经济行为无不最终转化成为政治军事的终极对抗，本质上具有互惠特质的贸易行为，何以最终引发实践上政治军事对抗的结果？这一方面受到社会制度品质的左右，而这种品质又在根本上源自制度的文化积累因素；另一方面则表明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相互依赖并未达到非常深入的程度，至少没有达到促使全球经济行为发生实质性转变的程度。前者取决于文化的相互校正，后者则取决于国际分工的纵深化发展。两次世界大战表明，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是无法持续的，最终只能导致人类社会自身的毁灭。

全球博弈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推动力量，但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显然违背了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合作要求。因此，全球博弈在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被全球合作制度的建构所取代，引发了二战以来的全球合作浪潮。战争的极端表现，尽管没有完全改变全球博弈的国家状态，但全球合作成为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手段，增进全球福利成为全球合作的主要目标。联合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国际合作组织的产生，正是适应全球化共同发展目标的产物。特别是伴随国际合作的纵深化发展，使得以国别封闭为主要特征的生产体系突破国界获得了国际化的发展，从而加深了国际贸易之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分工的全球化发展。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突破物质贸易，走向制度建构的重要阶段。国际分工的发展建立在国别生产体系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如果说国际贸易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相互依赖的生产体系则使得国际经济行为突破了零和博弈，从而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突出特点。当然，尽管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对抗和竞争，但全球零和博弈的时代特点已经被生产体系和社会分工的国际化发展所改变，全球合作取代了全球博弈，成为这个时期全球化发展的主要状态。即使在对抗和竞争的平行市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