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讨论，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一问题的凸显，不仅是由于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还由于近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对西方发展模式展开了反思，而中国发展的经验则成为这一反思的内在要素之一。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什么样的构架？这一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有何参照意义？另外，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当下中国的发展规划与道路，是否合适，等等，都成为绕不过的话题。

从社会发展的更高要求来说，上述讨论中对现有发展模式的反思，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不仅有助于人们明了当下的行动，而且有助于集体意志的凝聚，形成社会发展的理性自觉。对于“中国特色”，当前国内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话语层面来加以归纳与总结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对之进行审视，我们就不能从更高的文化与形而上层面对之进行认同，当然也无法从文化自觉的层面对之进行描述与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经验”进行哲学讨论，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高度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学术建构中最核心的话题。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话语建构，按照笔者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对“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之思的建构。

一 德国发展道路的哲学审视

从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来看，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与扩张性，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这些差异层面充分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对各自发展道路的探索，在对先发国家发展理念的反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这里以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与德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为例，对德国发展道路进行一种经济学、政治学与哲学的尝试性分析。

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法国经过政治革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生产方式上，英国、法国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在经济制度上，自由贸易被当作自然法则；在政治制度上，自由、平等原则得到了哲学与政治学的论证；在哲学理念上，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相比较而言，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城邦割据的局面，小国林立与地域主义之争，既造成了政治的不统一，也造成了经济的落后状态。当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先发国家以现代民族—国家身份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时，德国却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如何面对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寻求合乎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构成了德国在民族—国家发展之路上必须解答的难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理念；二是如何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两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由市场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条件。这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中需要解决的隐性难题。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包括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民权的建立，尤其是独立主权的建立。在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兴起时期，它们都通过政治变革确立了合乎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原则，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对于主权国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个问题，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就有所洞识。在马基雅维里写作《君主论》的时代，意大利经受着蛮族入侵、半岛四分五裂、内部混乱的状态，而在周边地区，如西班牙与法国，已经形成统一的主权国家并经常侵入到意大利，而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对外来的入侵则难以抵抗。正是对此的洞察，马基雅维里认为必须重新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将意大利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推动意大利的发展。这正是《君主论》的深层意蕴。黑格尔后来在评论《君主论》时这样写道：“这本书时常被人认为是满纸胡说，徒然替虐政张目，所以厌弃不读；而不知道这位作者实在深刻地意识到了当时有成立一个‘国家’的必要，因此才提出在当时环境下面非得这样就不能成立国家的各种原则。”^[1]施特劳斯后来重读马基雅维里著作时也指出：“意大利的解放者不可能指望意大利全境居民自发拥戴追随。他必须推行一个残酷暴戾、阴险毒辣、刀光剑影、背信弃义的铁血政策。”^[2]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