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观察家喜欢用定量或定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其精准的数据和某种大概只有外国人才容易产生的直觉，总能把中国的问题描述得令人兴奋或沮丧。然而，由于“了解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周边世界的声音无论如何动听或刺耳，都无法构成对中国的真正判断。问题在于，当我们以为已经很了解自己并试图做出最具说服力的自我解读时却发现，我们不但不太了解自己，而且对周遭世界也缺乏富于深度的判断。这意味着，当中国被世界要求贡献出与西方不同的新经验和新规则时，几十年来的技术化倾向与经验主义，已经使我们忘却了其赖以生成的主体价值问题。由于“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各国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1]，加之这一普遍性的理论缺陷还给中国的未来走向造成了事实上的盲点，因此，有关中国主体价值的研究与思考，已经成为学术界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

一 前近代中国主体价值的确立经纬与结构失衡

在前近代，儒学几乎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儒学能成为前近代中国主体价值的体现者，其行进道路并不比基督教在西方更平坦。曾经是“辟犹水火”关系的百家之学最后能同归于儒学，说明儒学在当时内藏了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普遍价值和感化力量。换言之，这并不是仅凭政治家的一道命令就可以做得到的。

然而，周孔并称，才是儒学建立之初的标志性组合。章学诚所谓“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周公孔子之道，一也”、“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文史通义·原道》），所依托的正是战国特别是汉朝以来的传统。《孟子·滕文公上》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逮于汉代，郑玄和王肃等经古文学者对周公亦十分尊崇，而且随着古文经派占据主流地位，被认为是《周礼》制定者的周公已被经古文学者和注释家奉为圣王。周公虽未即王位，但实际作为已超过天子；孔子虽未称王，但道德文章足以为“万世表”。这两个“无位”而胜于“有位”的人物，便在古文经学者的宣传下成为后世理想中的王者和先师标准。如果简要概括周公在儒家历史上的作为和孔子与周公在学脉上所存在的纽带关联，恐怕以下表述是比较合乎事实的，即周公创造了礼乐制度，而孔子承绍了礼乐精神。一言以蔽之，儒学的核心在礼乐。

察周孔之所立，我以为有以下几项儒家的基本原则必须重新获得确认。首先，周孔都把建立制度和改造制度作为第一要义，并试图通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来治理国家、安顿民生；其次，周孔都把“人事中心主义”作为政治行为得以展开的核心；第三，确立了区别政治与学术畛域的“圣贤相分”原则；第四，确立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普世价值观^[2]。由于周孔重制度、重人事、重创造、重普世以及重秩序的礼乐精神凝结于“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当中，而“六经”的实际功能存在于顺应并范导人作为“感情动物”、“政治动物”、“社会动物”、“艺术动物”、“哲学动物”和“历史动物”等各类属性的基础价值之上^[3]，因此，由周孔精神塑造的中华传统，某种程度上已拥有了“三才”意义上的终极属性。

毫无疑问，周孔之学是治道，是礼乐制度的因时损益和具有鲜明沿革继承性与可操作性的政治原则。由于其是治国智慧的凝结^[4]，因此，它不可能是偏执的形而上的虚谈，也不可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而是“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相对完整、客观、公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原则——由“三代”的中国“作者”所确立的基本主体价值（《礼记·乐记》）。儒家之所以能在后世成为思想统一的象征，与前诸子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完整性密不可分。至于这一价值是否牢固及其程度如何，恐怕只有在价值结构的平衡性出现问题时才会显现。在前近代中国，我以为有两次大规模的思想震荡需要格外关注：一次来自道家的冲击，一次来自佛教的挑战。

道家是前规范价值体系的创建者，这一点，从它不要“道”以外所有人间价值的主张上便看得分明。正因为鲜有人间价值的框定，其哲学上的认识维度和思考深度，显然是儒学理论所不及的。加之西周的崩溃，使曾经是伦理社会法则杰作的存在变得不复存在。有限的幻灭引出的对无限的憧憬，开始使人晓悟没有使周“万寿无疆”的伦理原则，在永恒和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