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是晚近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作为现代学术的核心的哲学尤需加以深刻的反思。中国现代哲学近百年来在探索与迷失中徘徊。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是中国现代哲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就是从此入手展开自己的追问。

一 探索与迷失：中国现代哲学存在困境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哲学”，并不是在与所谓“中国古代哲学”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而是特指在中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内，作为一种学问样态，并面对现代性中国问题的哲学思想。哲学的知识生产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在现代学术体制内，基于特定的问题意识所从事的哲学的生产与创造。它的成功与否，有内外双重标准。从外在的角度看，成功的哲学生产与创造，乃在于哲学产品在世界性的哲学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对整个哲学市场的影响力。从内在的角度看，成功的哲学生产与创造，在于每一种创造与生产的哲学理论都是对以往的哲学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并成为以后哲学产品创造的起点与摹本。整合这两种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处于某种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无思与胡思

中国现代哲学处境的尴尬，不在于中国现代哲学家缺乏哲学性的言述，而在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大量的哲学性言述，在总体上尚未达到直面纯粹哲学问题的批判性的反思。中国现代哲学学术体制内的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体现为三方面：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意识形态的构建与诠释。所谓输入学理，就是把来自西方的各个大师、小师们的思想引入中国并给予本土化的诠释。这集中表现为，哲学从业人员的主要学术精力用于译介和诠释西方的哲学思想；哲学界在总体上放弃运用本土思想资源，而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把握中国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在整体上丧失学理的建构能力。所谓“整理国故”，则是在现代哲学体制内，运用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义理架构来整理中国古典思想，以完成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殖民，而所谓的中国哲学史的编撰就是如此的产物。所谓“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诠释”则表明中国现代哲学的从业者的学术追求的意识形态指向。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哲学，呈现了流派纵横、“主义”“思潮”肆虐的局面。以哲学的名义进行的学术写作，尽管数量不少，但大多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不具有哲学创作的意义。中国现代哲学家们尽管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却极少有作品可以成为不断诠释与研读的经典。如此的局面，不可完全归之于所谓“时代的滞后”或“政治的干扰”，因为人类历史上并不缺乏在“时代的滞后”或“政治的干扰”的情形下的哲学的创造。我将如此局面的出现，理解为中国现代哲学的总体精神依然处于“无思”或“胡思”的状态。所谓“无思”乃是对本真实存的遗忘和逃避，“无思”并非“不思”，而是“非本真的思”，也即“胡思乱想”的“胡思”。“无思”并非“神无思易无体”的“无思无待”的自由的“无思”，而是失去精神本原离经叛道而遂于物的胡思乱想。于是中国的现代哲学就与“入思”越来越远，而中西古典的入思智慧也在所谓的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变得支离破碎。

2.失忆与失焦

中国现代哲学的尴尬处境，不仅表现在“无思”与“胡思”之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向何而思的问题。不知如何“入思”表现为“无思”与“胡思”，不知“思向何处”，这表现为“失忆”与“失焦”。“失忆”体现为我们对自己生存经验的遗忘。失忆不是我们不再记得“某事”，而是“某事”没有进入我们的哲学之思。哲学性的“失忆”表现为我们的哲人、圣贤或导师、领袖们尚不具备将某些特定的生存经验带入思想的能力。百年来的中国当代经验，作为中国现代哲学首要思考对象，往往被实用主义（政治的或经济的）地筛选。以至于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惨痛的生存经验，被戏剧性的一笔带过而缺乏严肃认真的反思。于是，对于“苦难与不幸”的“遗忘”的智慧在不断地累积，而基于“苦难与不幸”的记忆、有超越的情怀则在不断地被遮蔽而无法澄明。由于失忆，近百年个体、华夏民族以及人类生存经验经常性地被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所诠释和引导。于是“苦难与不幸”并没有因为遗忘而得以杜绝。恰恰相反，由于失忆，已经发生过的苦难与不幸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复制。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