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选精”与“集粹”谈起

2000年，李伯重先生以“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为议题，公开批评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选精法”与“集粹法”。^[1]他认为，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失误，才造成有关“江南农业革命的虚像”。由于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议题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按照李伯重的定义，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这两种在李伯重看来均不正确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

李伯重认为，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者，都相信他们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而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以历史时期亩产量的计算为例，一是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一是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与最低的例子，或将收集到的全部数据作算术平均。李伯重特别认为算术平均数并不很科学，这是因为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问题，如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

在我看来，在讨论“亩产量”之前，还需要讨论“亩”本身。虽然各地大小不一的亩制，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不同性质的“亩”，至今未有人关注。有的地方之“亩”是“面积亩”，有的地方之“亩”是“税亩”或“产量亩”。在清代的许多地方，不论土地广狭，只要其产量达到4石，即可算为一亩。这一计算方法，类似于各地通行的“折亩”，它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因而通行于中国乡村。同样，这一原则也可推广到山地税负的计算上，在浙江南部山区，我们就见过这样的案例，在某一个时期，某村数百亩甚至数千亩山场，只有数亩的税负，因为，在山地开发初期，几百亩山地的产值，可能与几亩田的产值相当。因此，切不可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亩”都代表一定的面积。

抛开“亩”的大小及含义不论，为何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亩产，并不能算是科学的？细细揣摸，李伯重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将各地或各个时期的平均亩产相加后相除，所得为简单算术平均数。简单算术平均数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平均，科学意义上的平均是加权平均。举例说，假定有11亩土地，其中10亩土地亩产1石，1亩土地亩产2石，简单的算术平均为亩产为［（1+2）/2］=1.5石，加权平均则为［（10×1）+（1×2）］/11=1.09石。显然，简单算术平均数是不科学的，加权平均数才是科学的。根据历史文献所载“亩产量”，即便是作全面统计，所得也只是简单算术平均数，而非加权平均数，即非科学意义上的平均值。

什么才是科学的“平均亩产量”？这里涉及的问题更多。最科学的办法当然是将某一地区全部的收获农作物晒干后过秤，将总产量除以总面积，所得即为完全科学的“平均亩产量”。事实上，这一计算产量的方法是没有人运用的。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的测产方法，是选取不同类型的地亩，在每个类型中量取一个平方米的面积，将其中的收获农作物，晒干后称重，将所得产量乘以666.667倍，即为此类型地块上的每亩平均产量。再根据不同类型的田地面积，求得总的亩产量。更为简单的方法，则是测定一块中等收获水平的田地亩产量，当作总体地块的亩产量。怎么样才是“中等收获水平”，则依据老农与统计工作者的经验来确定。总之，在平均亩产的测定上，所谓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

既然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科学的平均亩产量，那么，平均亩产的确定就是一个推测或统计的过程。在“亩”的面积不存在疑义的前提下，欲估测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每亩平均产量”，可以采用统计学上的“众数”作为其代表，即在一般水平的耕地上，出现最多的单位亩产量。为了正确寻找“众数”意义上的平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