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财政社会学，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运用不同的方式汲取财政收入，形成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使得国家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财政收入体制，财政学领域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不过，它们都未能关注财政变迁可能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一些政治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在这个转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构，纳税人意识开始形成和发展，财政民主的要求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予以回应。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开始关注财政国家转型的社会与政治影响，也使得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的转型。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由于缺乏数据等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从预算内收入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财政国家转型的社会与政治影响，未能充分关注中国政府复杂而且多样的财政收入结构及其可能的社会与政治影响。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推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演进中的税收国家，但是，中国最终会走向税收国家。然而，从最近以来逐步公开的数据来看，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极其多样和复杂的。这意味着，非常有必要更全面地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并探讨这种复杂的转型可能对国家建设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本文关注的问题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已发展成为一个税收国家？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对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首先总结财政社会学中关于财政国家转型的政治影响的三个理论，并运用它们来分析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政治影响。随后，本文分析国家的税收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私人部门。本文发现，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中国也只是一个“半税收国家”。接着，本文将分析国家的利润收入和租金收入。由于这一部分收入的存在，中国就只在一个很弱意义上是税收国家。尽管中国已开始向税收国家转型，但仍然保留着自产国家的痕迹，同时又具有租金国家的特征。然后，本文分析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未来。最后对全文作出结论和讨论。

一 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理论分析

财政社会学的产生源于1917年和1918年关于税收国家的一场争论。1917年，在目睹了“一战”后期奥地利的财政崩溃之后，奥地利学者哥德谢德（Goldscheid，1917）认为，欧洲国家在18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税收国家已经面临财政危机，进而主张“将财产还给国家”，建立一个由公共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的企业型国家。1918年，熊彼特（Schumpeter）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对哥德谢德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尽管熊彼特也注意到税收国家过分依赖于私人经济的政治影响以及税收国家面临的挑战，但他不同意哥德谢德关于税收国家即将瓦解的判断，也对企业型国家是否有效率表示怀疑。在这场争论中，两位学者都呼吁建立一门财政社会学，研究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及其社会影响。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财政社会学才开始受到重视，并在最近发展成所谓的新财政社会学。现代社会科学家常常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政社会学。一些学者的理解是比较具体的，他们主要将财政社会学看成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例如，在坎贝尔（Campbell，1993：163）看来，财政社会学是“税收和公共财政的社会学分析”。但在另一些学者眼里，财政社会学的目标是发展一种新的“宏观历史范式”。这实际上也是哥德谢德和熊彼特心目中的财政社会学。哥德谢德宣称，无论在什么时候，国家的财政都对国家和社会的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熊彼特则指出，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它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这样理解的财政社会学就非常接近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述，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参见Moore，2004）。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财政社会学的。

在财政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中，财政变迁主要是指财政国家的转型，即从一种类型的财政国家转向另一种类型的财政国家。财政国家是根据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对国家进行的分类，主要有领地国家、贡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