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改变中国，这是30年来中国发展变迁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多重转型给中国的制度运行带来了多重压力，但“中国的制度结构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1]，它不但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且有效避免了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动荡不安局面。对此一种普遍的解释是，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和微观改革先行的变革逻辑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制度存量中的潜能，有效整合了现有治理资源，缓解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而这种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在地方层面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创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弥补市场缺陷和适应社会变革形势的需要，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掀起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愈发活跃。各级地方政府基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新，贡献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成功经验。应该说，对政府创新理论和实践进行追踪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政府改革的最新领域和动向，还能深刻理解中国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揭示中国制度变迁的各种可能性路径。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涉及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在对文献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之后，归纳出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理论现状，并对地方创新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探讨。

一 国内政府创新研究概况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通过检索表达式“YT01，YT02，YT03，YT04，YT05，YT06，YT07，YT08，PM=政府创新；PM=制度创新*政府；PM=管理创新*政府；PM=公共管理创新；PM=治理创新”进行搜索，我们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87篇，总计被引628篇次^[2]，这成为我们进行政府创新研究状况整体描述的样本。鉴于CSSCI是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领域的权威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都是政府创新领域受关注的核心文献，因此，这些文献也自然成为梳理政府创新研究现状的样本来源。

文献共被引分析（Document Co-Citation Analysis）是近年来兴起的进行有关研究领域主题分析较为客观的方法，属于共现分析的一种，其概念最早是1973年由美国情报学家Henry Small和苏联情报学家I.V.Marshakova分别在研究引证结构和文献分类时提出的。所谓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献若同时被后来的一篇或多篇文献所引用，它们之间便存在“共被引关系”，共同引用它们的文献数则称为共被引强度。共被引强度越大，表明两篇文献之间在内容、主题，甚至思想上的相似性就越高，“距离”就越近。^[3]本文使用共被引分析，并借助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如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等，将政府创新研究文献间“共被引关系”在二维图上得以“可视化”（visualized），从而更直观地将关系紧密的文献归为一类，并根据各类别中文献的内容分析确定政府创新研究的核心主题。

（二）政府创新研究的基本情况

政府创新实践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自此以后，政府创新就一直是公共管理学界所热议的主题。本文对先前搜索到的文献按照被引频次排序，总结出了总被引频次前20位的作者和单篇被引频次前15位的文献（见表1和表2）。

总被引频次前20位的作者中（见表1），大部分都是国内最早关注政府创新的学者，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杨瑞龙1998年就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举办单位之一，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重镇，俞可平领导的团队研究成果不仅代表着当下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主流，还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发展。此外，谢庆奎、刘靖华、郭小聪、陈天祥、金太军、乔耀章等人在政府创新研究领域也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

表1 总被引频次前20位的作者

从单篇被引频次前15位的文献（见表2）观察，被引用率较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探讨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主体地位、作用意义、角色内容、动力机制等内容，说明这些文献具有研究领域的奠基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国内政府创新研究刚刚起步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