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各邦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外交曾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管仲之尊王攘夷，苏张之合纵连横，范雎之远交近攻，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1]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华夏王朝得以巩固，中国对外关系被纳入独特的朝贡体系，在长期的统一王朝下，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曾建立起特殊形态的交往模式，史称华夷秩序。^[2]然而，18世纪以降，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东西方文明体系发生正面碰撞。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外交境地。^[3]新中国是中国结束1840年以来一个世纪屈辱外交的全新开始。在历经各种磨难和曲折经历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以来的失败教训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苏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外交事务，使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150多年，中国外交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转型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中国外交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外交新思维或中国新外交。美国学者麦艾文（Evan Medeiros）和傅泰林（Fravel Taylor）在《中国新外交》（China’s New Diplomacy）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后外交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包括扩大了双边关系的数量和深度，深化了对各重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外交决策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左右，变得更加制度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受害者的心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各种利益诉求和责任感的、正在崛起的大国。^[4]尽管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兴起的现代国家有诸多不同，外交的形态自然也有明显差别，由此注定从一开始中国外交就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但这不是我们否定早期外交存在的理由。^[5]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经验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在步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回顾和研究中国外交走过的道路，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对中国外交未来转型乃至超越大有裨益。

一 外交转型与中国问题

外交转型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问题，它关注的核心是从长时段的历史纵向考察外交形态的演进问题。历史上，外交形态一般经历了从古典宫廷外交到现代职业外交，进而步入当代总体外交三个阶段。按照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克尔森的研究，外交经历了古希腊罗马体系、意大利体系、法兰西体系、新外交体系四个阶段，其中意大利体系和法兰西体系在性质上都属于现代职业外交体系。^[6]显然，这些研究都是在欧洲外交发展的谱系背景下进行的，尤其是现代职业外交体系完全是欧洲的产物。“外交活动的制度化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发明，此后很长时间也一直是欧洲的一个特征”^[7]。虽然常设性外交在封建时代已有一些先例，但绝大多数外交只是在16世纪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在17世纪的法兰西，其外交组织方式仍然只居于相当原始的阶段。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后期，仍然将某些重要的使命交由将军和牧师处理。驻外外交官只有微乎其微的训练职责，具有高度声望的差使差不多只是高等级贵族所享有的封建特权。直至18世纪，大多数国家才出现大量频繁从事外交事务的外交工作人员（国内的以及驻外的）”^[8]。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说，现代外交制度的发展是适应民族国家建立的社会需要而建立的，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9]如果考察现代外交在欧洲的成长历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它沿着巩固主权—领土效忠—领土冲突—战争与外交的逻辑阶段逐渐发育成熟，外交是作为国家间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流的正规体系。

相比欧洲国家先发内生的外交转型之路，中国外交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践和经验。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外交，但一直没有发育出成熟的现代外交。作为一种官方的正式对外交往活动，外交很早就存在了，但真正将外交制度化却是晚近的事情。^[10]不少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在中华帝国建立起一套外交方面的制度时，近代欧洲国家还远未建立起类似的制度。但是，中华帝国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外交制度）同现代外交制度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状态之下，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