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纳里等曾经指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1]可见，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最终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就体现为结构水平的高低。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把经济刺激投资主要用于结构调整，把技术产业的升级锁定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试图以此来转变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模式。而对中国而言，结构改革更为艰难和紧迫，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也更为重大。适应当前国内外对能源和环境问题前所未有高度重视的现实要求，本研究将在传统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的基础上，引入能源和环境要素来进行结构调整分析。总体来说，通过引入能源和环境要素，本研究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较为准确地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中国工业目前发展方式转变处于何阶段？如何通过结构改革实现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 基于传统投入要素的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分析

经济结构调整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经济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以及经济各部门的产值比重发生变化。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劳动要素，把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现象称为结构变化，也称之为Kuznets事实。^[2]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假说可以追溯到Lewis关于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它同时也是Maddison增长核算文献的核心观点。^[3]Chenery 等和Syrquin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广泛使用了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这个概念，并指出它们是增长长期表现的关键因素。^[4]而Lucas和Verspagen分别从供给面和需求面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也都强调了结构变化对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影响。^[5]Harberger将经济增长很形象地描述为两种过程，一种称为蘑菇效应过程，指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行业配置到高生产率行业所导致的行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差异；另一种称为酵母过程，意指所有行业受相同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而表现出的共同发展态势。^[6]陈晓光和龚六堂以及陈体标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城乡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了非线性的驼峰形经济事实：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激烈的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中等收入国家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经济结构转变，因而有较高的增长率；低收入国家工业革命还未发生，经济结构变化还处于初期，因此有较低的增长率。^[7]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结构变化对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或很小。^[8]Timmer和Szirmai在解释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结构调整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时候，将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称为结构红利假说，这一术语此后被广泛使用。^[9]

具体到中国案例的研究，刘霞辉等认为，与中国增长奇迹相伴的是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10]有学者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结构变化对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11]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在工业内部也存在着要素流动的制约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他们基于与本研究相似的视角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分析。比如，郭克莎指出，加入WTO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应以产业结构战略为中心和依据，继续加快以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为特征的工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战略的基本取向。^[12]林毅夫和刘明兴指出，改革后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而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13]王德文等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随着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部门比重不断下降和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部门迅速增长，中国工业结构越来越符合我国的资源状况和要素禀赋，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不断发挥。^[14]武力和温锐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按轻重工业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轻重关系表现为轻重同步发展；1998～2005年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轻重关系表现为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15]还有的研究从不同效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这种企业重组的角度来讨论结构演化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16]

二 量化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效应

度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效应的传统方法为份额转移法（shift-share）。^[17]其基本原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