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23”事故新闻发布回顾与失败原因简析

（一）事件回顾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铁道部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温州举行。当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当被问及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回答称“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们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上述带有感情色彩和创新意味的回答随即成为国内舆情热点，视频和文字新闻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引起全国哗然。“XXX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并被冠为“高铁体”，举国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呈现出泛娱乐化、泛政治化的趋势。8月16日，处于舆论旋涡中心的王勇平被调离铁道部发言人岗位，并赴国外任职。^[1]但是，王勇平的离职和与之相关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成为业界和学界热议的焦点。

（二）失败原因简析

由于事态严峻、背景复杂、应对时间紧迫和社会关注度高等因素，“7·23”事件新闻发布会本身即具有难度高和潜在风险大的特质。因此，此次事故的新闻发布及信息传播的最终失控也具有一定必然性。具体失败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新闻发言人的专业素养欠缺原因

尽管王勇平被称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指2003年的为期5天的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并已从事了8年新闻发言人工作，但在面对如此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仍表现出专业素养和经验匮乏的缺陷。根据相关报道，王勇平不仅是铁道部官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铁道部文联副主席一职，喜好诗歌和散文创作。不难推断他兼具了官员和文人双重气质，这种经历和性格的多面性在常态新闻发布中往往颇有助益，但在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涉及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境下却潜藏隐患。具体到事件中来看，作为新闻发言人，全面掌握事件信息和前瞻性的公众舆情研判是其最为基本的职业素养，也是保证新闻发布成功的关键。但据相关报道称王勇平“直到下了飞机才知道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且“只有半小时准备时间”，^[2]会前缺乏对事件信息的全面掌握使他处于被动境地。此外，由于对灾难性新闻发布传播的特点和演化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在灾难性的事态背景下，与焦急和疲惫的记者、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伤亡者家属以及疑虑重重的公众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非正式着装、职业性微笑和诗人气质的话语等，传递给民众强烈的疏离感和随意性，由此形成首因效应，导致公众和媒体对此次新闻发布产生对立情绪，不可避免地在报道和传播中做出过度解读和非理性曲解。

2.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历史缘由

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西方国家已非常成熟。而我国从1983年外交部首设新闻发言人算起至今不到30年时间，经历了一个由“外”（1983～2003年）而“内”（2003年至今）的过程。初期新闻发言人主要是为了满足改革开放后对外宣传的需要，2003年的“非典”事件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外而内转折的里程碑。迫于提高执政能力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公众知情权需要，“非典”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由国务院、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组成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2010年的各级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仍在推进中。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历史较短、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处于完备建制的初级阶段。很多新闻发言人甚至仅仅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且岗位轮替率较高。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近年来新闻发言人由于言行不当而陷入舆论困境的事例已屡见不鲜。诸多突发公共事件既成了新闻发言人的历练场，也是他们无可回避的现实考验。在挫折中成长是中国发言人成长史的一个历史现实。因此，面对“7·23”这一突发性重大事件，有8年新闻发言人经历的王勇平亦无法成功应对既是偶然也是历史必然。

3.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缺陷的现实因素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突发公共事件推动下迈出了建制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