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23”事故舆情危机形成的原因

交通事故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突发灾难事件，何以“7·23”事故被中外媒体认为是迄今中国历次灾难事件报道中媒体和大众参与评议最广泛、最持久的一次事故？为何“7·23”事故的舆论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4·28”胶济铁路重大交通事故？又因何7月22日京珠高速公路41人死于客车大火中的特大事故灾情被“7·23”事故信息所遮蔽？分析不难发现是主流媒体的失声、自媒体影响力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集体声讨共同构建了这次舆情危机。

（一）主流媒体未能把握舆论主导权

事故发生后，主流媒体未能及时、有效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有限的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主要着眼于政府工作，又多采用政治至上、居高临下式的报道角度，概括多、官话多、细节少，缺乏对民众的同情，因此未能在第一时间内掌握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权。国内都市媒体与互联网自媒体的议程设置相互交融，形成了大量以悼念死者、追问真相、质疑管理者等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对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形成巨大压力。同时，因涉及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国际媒体也大量报道和炒作高铁质量问题，对“7·23”事故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我国其他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报道。

比较分析事故后三天内的主流报纸和国内其他市场化报纸及国外报纸发现：信息传递不及时是主流媒体丧失报道主动权的主要原因。7月24日，大多数市场化报纸，如《东方早报》、《新京报》等，都在头版头条，图文并茂地对事故进行报道，并对事故做出多角度解释。各类市场化媒体对新闻专业视角和民本视角的融合，多侧面大信息量的报道与评论，获得了受众的青睐。而《人民日报》当天仅在二版右下角发布了一条新华社综合报道，事故发生一周内，《人民日报》的24篇报道大多是模式化报道。其中，头版报道6篇，有5篇的报道视角为官员动态。在涉及问责的3篇评论中（《高铁时代更须系好“安全带”》、《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谋发展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对真相和责任追问缺乏深度性，且缺少有针对性的解释性报道，难以贴近受众心声。除《人民日报》外，CCTV也广受诟病，在多家境外电视台直播温家宝在事故现场召开中外记者会时，CCTV却没有直播。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受众对官方媒体的不信任，也使官方媒体在这次突发事件的报道初期便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通过对微博舆情的分析也可发现主流媒体的失责，导致微博舆情出现“舆论一律”现象。虽然微博用户构成复杂，但7·23事件中网民却跨越地域、阶层、职业的界线，发出了同一的声音，除了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救援和寻人信息的传递之外，均以负面舆情为主，且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超过正面信息。负面舆情信息在微博的节点传播模式下不断循环、强化，并形成了舆论一律。舆论一律的形成对异见构成了压力，致使正面、理性的声音遭到抨击、嘲讽与打压。持正面观点者只能选择自我噤声，即便发出声音也难得到转发、评论或产生影响。自媒体用户选择发布符合自己预设立场信息的权利，也带动了谣言的盛行。而辟谣帖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无法超过谣言帖，辟谣者甚至会被质问动机、怀疑身份。微博的舆论一律造成了主流媒体舆论场和微博舆论场的错位、隔离与对立状态，并且主流媒体舆论场渗透和引导微博舆论场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对微博舆论场热切关心的问题，主流媒体舆论场反应滞后或不予理睬。同时，对主流媒体的报道，微博舆论场要么不纳入讨论视野，要么将其视为批评对象。如温州民众连夜自发排队献血行为本为众多网民称颂，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但当新华网以“爱心在这里升华——见证‘7·23’甬温线特大事故救援”头条刊出时，却成为读者眼中“兴邦式报道”的表征，抨击的对象。这种抨击已经从对具体稿件的指摘，发展到对媒体机构整体投否定票，贴标签、简单化地给予评判，甚至对主流媒体的批判本身也成为微博舆论的重要议题。

（二）自媒体扩大了网络舆论影响力

微博作为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动态性改变了原有的传播形态，扩大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此次事故中，微博个人用户最早向公众发布重大事件报道已“颠覆”了传统的媒体传播模式。事故最早的信息来源于网络ID为“袁小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