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方志以记载丰富、引用原始档案多而著称于世，为后世研究当时的地理建置、经济物产和风俗人物、文化著述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但是，不少明代志书过于强调征实考信，列目琐碎，引文繁多，故后世颇以“芜杂”讥之。为矫正时弊，明代中后期一些志家强调以宋《剡录》、元《至正昆山郡志》之法撰述简志体方志，各地均有响应实践者，陕西地区亦不例外。著名者如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吕柟《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张光孝《华州志》、孙丕扬《富平志》、刘九经《郿志》、王九思《鄠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等，多以“文简事核”见长，在中国方志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代表了明代尚简派方志作品的最高成就。王士祯在其《新城县志序》与《池北偶谈》中称其为“明代陕西十大名志”，时人多有沿袭，后因陕甘分治，遂改称“关中八志”。

国内对明“关中八志”的整理研究目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有研究者针对其中的个别志书进行点校注解，但质量参差不齐，不足为训，而对明代“关中八志”的汇编性整理研究，则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因此，笔者选择了明“关中八志”整理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阐述明“关中八志”整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为陕西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相关借鉴。

一 明“关中八志”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就学科建设意义而言，明“关中八志”整理的最大贡献，即在于通过对其的整理保护达到保存历史文化传统和透视历史时期关中地区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目的，为当今陕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以明“关中八志”整理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研究，其现实意义有三。

首先，目前存世的明“关中八志”古籍善本数量极少，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对其进行抢救性再生保护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所谓再生保护，就是对那些藏量较少、利用率较高的古籍进行影印、数字化或整理出版，即对古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移性保存和再揭示，与之相对的是对古籍原本进行妥善保存和修复的原本保护。我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古籍资源的文化大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各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等共收藏古籍4000余万册，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但是，由于岁月侵蚀、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的影响，不少古籍或佚失或损毁，还有的自然老化，保存状况堪忧。古籍善本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损毁即无法再生。因此，与古籍的原本保护相比，古籍的再生保护更有价值，更有利于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截至目前，现存的明“关中八志”的明代初刻本数量极少，国内仅少数几家图书馆尚有少量收藏，余下来的大多为清代翻刻本。弘治《鄠志》明代时期即已佚失，其万历年间增修本也多有散佚，目前国内仅存其残本七卷。万历《郿志》明代刊本也已无存，目前也仅有清代初年续修本存世，其中偶有部分明代版本书页，保存状况亦不容乐观。如不及时进行抢救性再生保护，一旦仅有的古籍资源损毁消失，损失不可估量。另外，明“关中八志”部分如正德《武功志》、正德《朝邑志》等，除初刻本以外，从明代至今，翻刻者甚多，其中《武功志》传世刻本即有二十七种之多，但其中因刻印疏漏所致之谬误良多，质量良莠不齐，亟待整理与研究，否则，岁月既久，正误更难辨清。

其次，明“关中八志”作为记录历史时期关中地区的行政建置、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地方文献形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其进行整理研究既可通过抢救性整理保存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之透视历史上关中地区的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为当今陕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明代尚简派方志旨在纠正不少明志过分强调征实考信，记述繁琐之类的“芜杂”之弊，一味追求“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篇幅过简叙述过略，不符史家之正例。但综观其体例，其所涉亦不外乎方域、建置、风俗、物产、田赋、人物、艺文等门类，虽然其行文记事多追求简略，但毕竟一定程度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概况，足以揭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轨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诸如康海、韩邦靖、吕柟、张光孝、刘九经、王九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