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为雍、梁之地，又称三秦大地，纵贯南北，连通东西，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悠久的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文化，能够充分体现陕西厚重文化底蕴的，除了文物古迹等资源外，很重要的就是目前存留下来的历代地方志文献资料。这些历代编修的地方志是陕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叙陕西地理之沿革，述其山川、古迹，记其风流人物，详其风俗礼仪，完整地保存了陕西自先秦以来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陕西的政治、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陕西的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陕西省政府将建设西部文化强省，将增强陕西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政策加以实施。建设西部文化强省战略的关键在于发挥地区优势、突出陕西特色。利用地方志资料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突出地方文化特点的成功实例在我国各省各地都有，如，贵州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就利用《大定府志》的记载，找到并开发了有“百里杜鹃”之称的自然保护区，并获得了很好的旅游、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对地方志资源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它对于建设陕西文化强省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西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数量惊人。而目前陕西对于地方志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所有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研究。要想充分、合理、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对与陕西有关的地方志进行研究，就要对大量的地方志进行分类，选择那些珍贵、稀有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

地方志是容纳百科的文化载体，它横陈百科，纵述史实，将各地的自然、社会、文化等诸多事项熔于一炉。同时方志的编修具有连续性，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一地一事一物在时间纵向上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地方志的记述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特点。我国地方志的编修从唐宋开始，到明清时期进入繁盛阶段。据1976年统计，我国仅现存的地方志即达8000多种，约12万卷。陕西所藏自宋元以来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数量颇为可观，其中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图志》、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明代赵廷瑞编纂的《陕西通志》，清代沈青崖等纂修的《陕西通志》和民国宋联奎编纂的《续修陕西通志稿》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陕西省现存地方志主要保存在各类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其总体数量尚不明确。目前已经完成部分存藏单位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395种）、合阳县博物馆（150余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106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88种）、陕西省文史研究馆（49种）、临潼区图书馆（30种）、榆林地区各类图书馆（22种）、咸阳图书馆（20种）、三原县图书馆（20种）、蒲城县图书馆（8种）、凤翔县图书馆（7种）。除上述馆藏之外，陕西省内仍有众多单位藏有历代所修的地方志，具体数量虽尚不明确，但总量可观。

陕西省各单位所藏的地方志虽然数量很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志都具备开发利用的条件和价值，其中只有少部分史料价值较高，值得投入相应的力量进行开发利用的研究，使之与陕西旅游、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这一部分地方志可以称为“陕西珍稀地方志”，具有开发利用的可行性条件。

“珍稀地方志”与“稀有地方志”并不完全等同，“珍稀”强调方志的开发利用价值，“稀有”则较为突出版本和文物的价值。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汉中地方志为例，汉中历代旧志中学术质量较高的有：清康熙年间汉中知府滕天绶纂修的《汉南郡志》；清嘉庆年间汉中知府严如熤编纂的《汉南续修郡志》（或称《汉中府志》）；民国13年（1924），蓝培原的《重刻汉中府志》等。上述几种地方志皆以汉中为记录对象，从资料的丰富性和内容的完整性角度来看，民国13年《重刻汉中府志》无疑有较大的优势。如从版本价值考虑，则年代较早的两部清代《郡志》价值更高。其中，《汉南郡志》成书较早、流传极少，目前所见目录仅上海图书馆有藏，已为孤本，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兼具，足称“稀有方志”（此书收入《稀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