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内不同区域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文化内涵和运作范式差别也比较大，在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和开放力方面与北京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上海、广州和深圳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上同样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本文拟介绍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具体经验，为北京市的文化发展提供思路。

一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观念更新和机制改革

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而言，观念更新首先必须树立两个重要观念：一是公民文化权利，一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公民文化权利理念最早提出于深圳，早在2002年，深圳市就提出公民文化权利的命题，将其上升到公民权利的法理层面展开研究，并取得积极成果。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平等的概念，它们在公民权利结构中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状况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因此也成为政府公告文化行政中日益突出与迫切的问题。深圳率先提出的“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命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提法获得肯定和确认。

自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都在陆续进行改革；到2010年，这些城市都系统创新了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培育了文化市场新主体，文化宏观管理体制运行顺畅。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地，深圳市在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方面的力度比较大。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新世纪战略定位下，深圳积极推动大部制改革，率先提出了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了与分类管理改革相配套，深圳市将进一步深化已试点三年的“公务员聘任制”，选聘与协议工资相结合，这在激励高层次人才、杰出人才的同时，也冲击了公务员的“官本位”思想。深圳市利用其第一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优势，较早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基础扎实，总体推进的程度较深，实现了从行政管理理念到服务理念的思维转换。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重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重视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使政府主管部门真正从“管脚下”转变为“管天下”，即并非只管自己的直属单位，而是服务整个行业和社会。例如，上海市成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建立了统一规划、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确立公共财政对重大文化工程建设资金的扶持政策；部分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实行委托管理，探索社会化、专业化的运行管理机制；制定了各类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标准，提升了服务质量；拟定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研发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了试运行，为建立实时监管机制打好了基础。

早在2006年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沈望舒就从具有实际运作意义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的研究入手，详细探讨指标体系的重要性、背景基础和基本内容，以改革的视角来思考社会公共需求^[1]，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对此后北京市相关课题的研究与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从杜德久2008年对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北京虽然正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但是其管理体制与服务模式仍然相当落后。^[2]2010年，据朱建新的《北京市服务型政府调研报告》^[3]分析，北京市政府由于存在职能权限模糊、权力运行规则缺失和权责不匹配、管理手段有限等问题，存在严重的“权责失衡”和“管理脱节”现象，效率低下。要想增强北京市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观念的转变和文化体制机制，这些仍然是制约北京文化发展的瓶颈，还需要不断摸索和实践。

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创建

由于我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阶段的研究成果多为借鉴外国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管理方面的经验，相关学者多受专业知识的制约，研究深度不够、研究范围狭窄，存在诸多问题。就地域而言，起步较早的是深圳和上海。

2005年初，深圳市文化局成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将其作为重点课题进行调研；2006年出版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探讨构建公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