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在《文学、哲学和工业的观念》中赋予艺术家在建构理想国家的新未来的金色年代中先锋派的角色，这种文化的乌托邦思想其实一直贯穿在艺术家心中，也就是说艺术的自主性从一开始就与商品形式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艺术的生产、传播、接受和消费之间的制动关联在我们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日益凸显。回眸2011年的北京舞台演出，正是这几重关系相辅相成的实验场。

一 国有院团“主题先行”——构筑演出市场的主体

新年伊始，国家话剧院就标举“新现实主义”大旗，首先就是重演《这是最后的斗争》这部直面当下的“另类主旋律”；与此同时，剧院的宣传、创作和演出均以新现实主义为中心逐渐铺开；相继推出的王晓鹰、查明哲、吴晓江、孟京辉、田沁鑫五大导演作品展示月全都围绕新现实主义的话题。在国话2011“新现实主义年”的院长致辞中，周志强提出如何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找准位置、发挥作用，是全体“国话人”都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国家话剧院将以已然形成的新现实主义作品矩阵，打造戏剧文化新坐标。切实发挥戏剧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引领风尚、凝魂聚气的独特作用。”

关于什么是“新现实主义”，副院长王晓鹰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新现实主义”不是单指演剧艺术上的一种具体的风格样式，而是一种文化态度；它是一种戏剧品格的体现和文化责任的担当，是国家话剧院面对社会的一个文化形象。1月13日，田沁鑫带着“平民史诗”《四世同堂》亮相天桥剧场，为老舍先生的原著实现了“国家至上”的舞台想象。4月7日，王晓鹰执导国家话剧院2011年第一部新创排的《深度灼伤》进驻首都剧场，这部以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党内大清洗为背景的舞台剧真实再现了高压政治下的人性悲剧，它的现实意义在于触动了中国观众对历史的反思。紧接着上场的是孟京辉的狂躁喜剧《蝴蝶变形记》，这是一部取材于20世纪德语作家迪伦马特剧本和小说意象的舞台剧，用孟京辉的话说：“把它归于新现实主义，也许是基于一点，它与浮躁的现实有关。”王晓鹰、查明哲、吴晓江、孟京辉、田沁鑫五大导演的作品风格被剧院概括为“诗化意象的现实主义”、“零零后现实主义”、“新写实派现实主义”、“新探索现实主义”、“当代新现实主义”。种种现实主义的名号不仅仅是一种彰显个性的标志，其实更是一种资源统筹的需要，准确地说是一种方便归纳的品牌策略。9月上演的查明哲导演的年度大戏《问苍茫》改编自曹路生的同名小说，反思体制之殇、直面劳资问题、直指社会公平。国家话剧院2011年的一系列以“新现实主义”品牌和资源整合理念推出的舞台作品发挥了戏剧艺术“引领风尚、凝魂聚气”的独特作用，2011年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成立10周年，院长周志强在媒体采访中强调国话的未来所在就是“富有社会责任感、引领主流戏剧文化”^[1]。

201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经典剧场”概念，首都剧场不再对外出租，而是以邀请展的形式，本着“名院名剧”的方针，邀请国内外知名剧团的剧作展演。3月24日～4月17日，香港导演毛俊辉的舞台剧《情话紫钗》以及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的《简·爱》、《深度灼伤》作为第一届“精品剧目邀请展演”登陆首都剧场的舞台。《情话紫钗》取材自粤剧《紫钗记》，又穿越了一组香港青年的故事，表演形式融合了话剧、歌舞与戏曲；从文学形象到舞台形象，《简·爱》为熟悉它故事的读者和观众打开了一个充满幻觉的戏剧空间。据悉，第一批“精品剧目邀请展演”采用买断、票房分账以及项目合作的方式。将“经典剧场”概念贯彻得最完美的当属8月呼啸而来的“北京人艺第二届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莫斯科艺术剧院精品剧目访华演出”，在这届邀请展中，《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三部俄罗斯舞台作品让戏剧观众体验到剧场神话的魅力。在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以北京人艺为主体，建立北京人艺国际戏剧中心为北京市的标志性文化区域。在院长张和平看来，“一流的设施，需要我们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流的工作。需要我们必须有相当比例的剧目的演出做支撑；必须以足够的一流的人才资源做支撑；必须以相匹配的一流的经营与管理做支撑。这一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2]。“经典剧场”成为人艺促进国际戏剧中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