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1]，时代对社会管理提出的客观要求，其内容是通过完善和健全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理性调整社会关系、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促进社会公平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目标。这也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选择的法治之根本使命所在，经由法治的社会管理，能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达成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管理状态。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必然在法治方略下展开。

一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演进的逻辑必然

“进步是秩序的进步”，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进而演化为法律秩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法治理念与法律体系的构筑、法治规范的现实化、法治文化环境的营造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逐步完善和不断演进的，加之法治的范围和实现过程也是不断深化的，因此它不断走向经济、政治法治，进而发展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进入法治的范围。当然上述过程并非纯粹的某方面先法治化，另一方面后法治化，而是从整体主导意义上经历了如此的演进过程。

法治成为治国方略进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形成。众所周知，自16世纪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迈入了近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从而使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经济的核心原则为等价交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往扩大，这一核心原则也直接影响并进入社会领域，成为人们之间行为互动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借助于最普遍的商品货币交换的物化形态。在经济领域里，商品经济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对无偿占有和剥削的一般性禁止、遵守交换规则、诚实信用等规范大众日常行为的习惯和惯例得以形成，这些习惯和惯例如果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商品经济就难以维系，更不可能发展。“没有独自的政治权力的强制的规范，只是由组织性薄弱的习俗性强制来推行而已，它只是作为社会的规范意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其客观存在性极为微弱”。^[2]“这种伦理秩序如果得不到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保障，经济就很难实现稳定的发展，旧的情理义气就会乘虚而入，歪曲商品交换的实质性涵义”。^[3]于是，在商品经济自然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规范社会经济交往的习惯和惯例获得国家认可成为法律。同时，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从总体上能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品交换及发展、有效配置市场要素的规则和制度也被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为法律，民法和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相继出现并地位日益突出，进而构筑了经济领域的法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了经济法制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否认压制人的自主性和人的独立性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而提出了保障商品经济基础的财产权要求。同时，引发经济领域变革的科学技术也必然要求否认旧的封建专制的宗教神学的一些基本假设，进而必然要求否认传统的政治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的政治秩序。政治领域中，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诸如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制约等政治口号和原则，也同样要求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确认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和行政法由此产生。随着政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控制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政治生活也与经济生活一样逐步进入法治的轨道。“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可以界定出私人或私人群体的行动领域，以防止或反对相互侵犯的行为、避免或阻止严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所有权的行为和社会冲突。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可以努力限定和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以防止或救济这种权力对确获保障的私人权益领域的不恰当侵害、以预防任意的暴政统治。”^[4]政治和经济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的求利性和市场失灵等一些缺陷也不断显现出来。就资本的求利性而言，它造成社会分层过程中无产阶级的贫困，进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