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年05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提出了高等院校建设的目标:建成“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对于高等学校发展的方向,则强调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促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性国家。这些文件也提出了改革和加强高校管理、调动教师高涨的教学与科研积极性的重要意义。
本文考察北京市高校当前的管理状况和高校教师的状况,分析管理状况和教师状况对国家目标实现的影响,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本次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性调研方法[1]。(1)个案深度访谈。在北京地区访谈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负责人、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00人。(2)召开座谈会。在两所市属大学召开座谈会4场,其中教师座谈会两场,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两场。(3)问卷调查。根据北京地区高校的规模和人数数据,采用立意集中抽样方法,在11所市属院校[2]、7所部属院校[3]计划问卷调查1583人,实际调查(有效问卷)1647人。(4)收集文献和文件资料。除此之外还使用了此前由课题组成员承担的“科技人员收入和积极性调查”的大规模问卷资料。
一 宏观管理行政化色彩较强,高校教师收入少、地位低
战国时期有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管理的有名案例。秦国人冯
听说齐国的孟尝君招贤纳士,就慕名而来。孟尝君把他安排到馆驿,好生招待。然而,他“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主人不顾兮,竟何如?贤士远游兮,徒奔趋。”孟尝君遂令迁之上舍,使人以鱼待之。吃过了鱼,他“仍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兮,出无车!主人不知兮,长嗟吁。贤士远游兮,闻名誉。”孟尝君遂与之车马。
这则案例表明的是,知识分子希望得到良好的待遇。是否有鱼吃、是否给车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单单是物质上是否优厚,而是还被赋予地位和尊严。冯
们想的是,用人者是否在人格上看得起自己,是否尊重自己?在地位上是否平等相待?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否积极和令人满意地回应?只有平等、尊重、回应,才有“士为知己者死”。到了近代和现代,平等、尊重与来自西方的平等、民主、人的尊严等融合到一起,成为知识分子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本性难移的价值导向。即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本调查发现,高校管理近些年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行政化色彩依然相当浓厚,在近期内甚或有所增强。这一倾向与高校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难以匹配,以致影响了他们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所谓行政化,指的是由行政机构和行政领导直接决定与高校和教师相关的各项事务,分配与教师权利相关的各类资源。高校教师处于“被决定”、“被分配”、“给多少得多少”之行政附属地位。
行政化的形态和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权力差距。行政人员掌握行政权力,支配和管理教师,教师少有民主和参与权。(2)资源分配差距。行政人员以行政权力分配资源,自身所得到的资源多于教师,其中也包括工资水平和津贴福利。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结果是高校教师与行政人员相比的低地位。
行政化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于高等院校的行政化管理;二是微观层面,即高校内部行政部门对于高校教师的行政化管理。调查发现,宏观管理的行政化对于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中说,高校教师问题的来源“主要在社会,而不是学校。”
(一)宏观政策的行政化色彩浓厚,高校教师收入偏低
高校教师在座谈会和访谈中认为,政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高等院校是政府分配的对象,近些年政府的分配导向存在偏差,造成了高校和高校教师的收入过低。
行政机关对高等院校采取了与行政机构不同的财政政策。对行政机构实行全额拨款,对高等院校则实行差额拨款。国家只保正式教师的基本工资,尽管在收入结构中设计了绩效工资,但却依靠学校和教师到市场中去赚取。另一方面,鉴于教育作为民生之本,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所以国家又严格控制教育的市场价格。这决定了高等学校赚不到多少钱,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于公务员,政府财政则同时保证其基本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