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快速的生育转变，社会经济因素与生育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过去30年来，中国见证了世界范围内最富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居民的生育行为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与此同时，近三四十年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家庭生育决策的宏观和微观环境，促进了现代婚育文化观念的传播。到20世纪末，抚养成本约束以及孩子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偏好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中。然而，我国幅员辽阔，过去几十年来各地区不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不同地区实施了具有区域针对性特征的人口政策（郭志刚、张二力等，2003）。因此，我国各地区生育转变开始的早晚、转变进程的快慢存在明显的差异（陈卫，2005；李建民，2004；郑真真、吴要武，2005）。全面了解我国人口转变的历程与现状、理解影响人口转变的主要因素以及人口转变过程对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影响，要求我们对生育转变地区差异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人口研究编辑部，2008；王丰等，2008）。

本文主要利用省级总和生育率数据与各省历年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分析比较各地区生育转变过程的影响因素以及主要的社会经济后果。与以往多数研究不同，本文采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法，对比分析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各地区生育转变的影响程度。此外，本文使用的生育数据为间接估计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发表的、利用1990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生育史重构估算所得的胎次递进总和生育率数据。与以往不少研究使用的现有调查中的总和生育率指标不同，胎次递进总和生育率通过对胎次别历险人年数的精确估计，其计算结果受生育进度效应等短期波动影响相对较小，因而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生育转变过程。本文研究结果为理解各地区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转变过程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各地区生育转变进程，讨论了各地区与生育转变相关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

一 各省生育转变概况

我国各地区生育转变进程差异明显。总体来说，京津沪等特大城市与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地区（如东北三省）生育转变进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如图2-1所示，70年代中期，全国除北京、上海两市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和生育率均在更替水平以上，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山东、河北以及辽宁、吉林等省（市）的总和生育率处于3左右，成为全国仅次于北京与上海的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参见图2-1中水平方向所示的1975年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布）。到1990年，包括京津沪、江浙鲁、东北三省以及四川、内蒙古等地在内的总和生育率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见图2-1垂直方向所示的1990年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布）。其中，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等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极低水平（1.5或以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时间顺序表明（见表2-1），上海与北京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完成生育转变过程，其总和生育率在1975年之前已降到更替水平或以下。此后，以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江苏、浙江为代表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也分别于1980年代早期达到了更替水平（或以下）的生育率，尽管这些地区的生育政策不一而同（见表2-1中“政策生育率”）。由此不难看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转变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期已不同程度地得以体现。

图2-1 按1975年生育水平划分的1990年各省份胎次递进总和生育率分布

表2-1 我国各地区胎次递进总和生育率与更替生育率、政策生育率对比

继北京、上海以及上述其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后，全国大部分省市与自治区在1990年代先后实现更替水平生育率。如表2-1中，全国除贵州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于2000年以前实现更替水平生育率。而图2-2（纵轴）展示的2000年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分布情况显示，到2000年贵州省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已相当接近更替生育水平。比较图2-1与图2-2中各地区在不同时期（1975、1990与2000年）的生育率水平，不难发现，各地区的生育转变过程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与惯性特征，较早实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地区，随时间的推移生育率在更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