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21世纪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持续的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被认为是所谓的国际经济失衡的最主要特征。然而，如果不阐释国际失衡的本质，包括其与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那么讨论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和方法也是非常困难的。^[1]在本研究中，我们讨论了与中国经济失衡相关的两个问题：如何评价转型环境下中国经济失衡，在此基础之上，又需要什么样的再平衡目标和政策导向。通常，对这些失衡原因的考察倾向于只关注中国汇率安排的政策问题，或长期结构变量的作用，比如中国现在的人口红利及其对劳动供给和储蓄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主要从后一个角度出发，争取建立一个概念性方法，以理解中国经济失衡及中国经济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的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相联系，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增长结构中所内生的方面造成的内部失衡。现在全球失衡的系统性解释的观点已经非常普遍。中国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导致了全球经济行为的转移（图4-1），这表现在2000年以来的大量持续的国际支付剩余。根据Feenstra等（2011）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估计，中国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例将在2013年超过美国和欧洲。

图4-1 全球不平衡：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

中国的经济失衡与工业化带来的压力相一致。这些结构性失衡包括：增长的结构，即以重工业导向的投资为主（以占GDP比例衡量）而牺牲家庭消费（特别是工资和农村收入）；政府提供的服务；中国对外贸易；现在及将来的资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比例的提高和对全球资源使用所带来的国际经济福利影响和政治紧张。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份额和不断增长的作用，这些挑战也就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调整结构和经济所要考虑的问题。

对经济失衡的诊断包括在不同概念假设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这些假设则暗含着不同的政策导向。我们对中国经济失衡研究的概念性方法建立在下列命题的基础上。不平衡或集中性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内生的（Skitovsky，1959）。同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限制和福利问题限制了进一步增长（Chenery，1979）。为此，经济政策应该超过短期宏观管理，而扩展到以支持结构调整来减弱增长风险和提高福利为目标。

我们试图通过使用这些命题来理解中国经济失衡，及其所造成的风险和福利问题，特别是来检验下列失衡之间的关系：国内支出失衡、经常和资本账户的外部失衡、中国产业结构失衡。本文认为，过去的十年表明中国经济失衡及其造成的风险已经恶化，而不是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局部制度改革的结果，特别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金融部门不完善的体制改革，加强了产业结构和投资导向发展模式的潜在不平衡。

本文还建议政策应该以设计和执行体制改革为目标，并支持相应的结构调整（重组）过程，以保持增长和提高社会分配及其他福利目标。处理中国经济失衡需要以新增长模式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这就要求对现行的产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做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其中的关键是改变中国经济实体运营的经济环境和激励结构。对中国来说，再平衡战略需要移除要素价格和成本扭曲的影响，这种扭曲是由传统国有重工业、政府结构及相应的银行、货币和金融系统共同造成的。再平衡的目标是通过提高消费在最终支出中的相应份额而非减少净出口份额，从而提高国内经济吸收的能力。这需要三类市场增进制度改革：对迁移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对政府系统，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系统的改革；金融系统改革。

本文按如下格式组织。第二部分，我们在现代经济发展是结构调整内在不平衡命题的基础上，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理解失衡的概念性方法。随即我们在第三部分应用这个方法强调结构失衡对中国当前产业化路径带来的挑战。在第四部分，我们建议一个有效的再平衡方案应该建立在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的制度改革基础上，以提高经济福利，并支持三方面的结构变化：迁移、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部门改革。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 理解中国经济失衡的概念性方法

这部分提出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失衡的概念性方法。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对经济平衡的定义模糊不清，并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那么应该从什么角度理解经济平衡呢？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