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

针对人口红利，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答两个关键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另一个则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蔡昉等最早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其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已经通过刘易斯拐点。他通过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分布的办法，估算在2004年中国有1.2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样是从农业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出发，田岛俊雄（2008）认为，中国还有很多40～50岁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和日本进入刘易斯拐点前后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做比较，认为中国还没有通过刘易斯拐点。Minami and Ma（2010）发现，我国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工资差异，中国仍有较多的剩余劳动力。汪进和钟笑寒（2011）根据中国所处的人均收入区间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但是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的劳动力转移仍然大有可为。

以往的研究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多是使用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具体的时间点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用这种做法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无论是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还是研究者自己所做的调查，以截面数据为主，很难用来做趋势性判断。除此之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准确定义和测算方法还存在分歧。我们使用了和之前的研究所不同的方法，描述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变化轨道。

根据蔡昉（2007）的估算，在2004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为1.2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我们采用了劳均耕地面积法，在充分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这一前提下进行了计算。我们对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是1.5亿（见图5-1），略高于蔡昉（2007）。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趋势的估计。在2000～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做了实地调查，我们根据他们的调查数据回溯推断出2000～2003年的剩余劳动力状况。对于2004年以后，为了准确地把握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我们计算出了两类人口转移数据，并根据它们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图5-1 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

首先，我们利用城镇总人口增长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的办法得到每年内我国由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通过它我们可以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下限。其次，我们引入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上限。使用转移人口减去农民工的人数，我们得到净迁徙人口（包括少儿和老年人），之后通过抚养比估算出在这部分人口中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和实际数量。这一部分劳动力加上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就可以得到我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根据我们的计算，到201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465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4%（见图5-2）。这一数据建立在一个基础假设之上：从2004年到2011年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2004年，我国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人。考虑到这两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根据已有研究估计又有近2000万人从农业劳动中释放出来。在此基础上调整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60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将由2.95亿人下降到2.5亿人左右，4500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如果确实如该报告所述的话，在未来的几年以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实现完全转移，人口红利基本消失。

图5-2 农村剩余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

二 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反弹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工资率和劳动者收入都在不断的上升。这一上升是如何体现在劳动收入份额之中的？根据刘易斯提出由拉尼斯和费景汉等人加以完善的二元经济理论，我们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模型中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A，另一个是制造业部门M。二者的区别在于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制造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一个经济体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没有或者只有水平很低的制造业部门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传统农业中进行工作，获得农业工资。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时候：①制造业资本投入增加，②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减弱，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