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了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且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逐步加深。改革开放迄今为止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表现为实现了初衷，即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2010年中国从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以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而跻身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

随着世界范围对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肯定，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乐观预测。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将从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Fogel，2007），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40年GDP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40%。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是美国人均GDP的80%。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14.4亿以后不增反降，并且预计在2040年只有14.3亿。如果按照这个人口基数计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相当接近于美国那时的水平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能否保持既往的经济增长速度。最近，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以预测中国减速为目的，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何时、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减速的比较研究。例如，王庆等（2010）发现，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通常是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Eichengreen et al.（2011）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按照上述两个研究依据的人均GDP口径，中国目前无疑正在进入历史经验所揭示的“减速期间”。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首先，200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的劳动力短缺，迅速蔓延到全国范围。与此相伴的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以及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趋同。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迎来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参见Lewis，1972；Ranis和Fei，1961；Minami，2009）。其次，根据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停止增长并转为负增长，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届时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根据关于各国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如Williamson，1997；Cai 和Wang，2005），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意味着为经济增长带来额外贡献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见，中国经济面临着传统增长源泉的消失，如果不能适时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则减速在所难免。而根据国际经验，这种不期而至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可能转变为长期的停滞。

在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并开始丧失人口红利的条件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二元经济模式，而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古典增长性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物质资本不断投入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如果不能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应提高，经济增长将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到1970年人口抚养比达到谷底，在抚养比的最低点停顿了20余年之后，于90年代初开始提高。而在这期间，由于整体人力资本瓶颈（Godo，2001）以及政府对落后企业的不当保护，使得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Hayashi and Prescott，2002），从而陷入失去的20年。例如，在抚养比下降并到达最低点的1955～1975年，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2%，在抚养比稳定在低水平上的1975～1990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8%，而在抚养比迅速上升的1990～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为0.85%（UN，2009；Takeo et al.，2011）。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耗尽其人口红利的讨论十分激烈并引人注目。但是，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影响了讨论的质量。第一，虽然否定性的意见不绝于耳，但是这些意见大多没有付诸学术性论文，而是在报刊、网络、会议发言和新闻采访上表达，通常未提出什么可以与之争辩的论据。第二，一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