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简单地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一 发达工业化国家？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为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发达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贸易各国均等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Samuelson，2004）。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Autor，2006），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Spence，et al.，2011）。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战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此外，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涌入，也大幅度降低了美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图9-1）。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图9-1 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变化

其实，美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