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经历显著的转折。频繁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普通工人不断上涨的工资，表征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7）。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将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着就业质量。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非农劳动力市场，削弱了农村劳动力的谈判力。由于雇主在就业决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雇员难以就薪资水平、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涉及工作质量的内容获得谈判力，因此，员工往往是被动接受于其不利的劳动条件。在此市场环境下，即便劳动者要求提升工资、改善劳动保护的条件，企业往往也不愿意做出相应的改善。在市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致力于提升工作质量，往往也难以收到实效。

在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情况则有很大不同。随着劳动力稀缺性的逐步显现，雇主必须通过提升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来吸引劳动者的参与，否则，劳动者就会“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市场形势的转变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其中，也包括工作质量的提升。

除了劳动市场供求关系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外，中国政府在近年来致力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三方谈判机制，加强劳动立法和就业保护，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参与者面临的脆弱性、就业质量的提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008年开始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被认为是中国就业保护的标志性法律，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各方和就业形式与质量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在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上述诸多的积极变化，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提升就业质量作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城市本地职工之间所面对的脆弱性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不仅需要关注总体水平的改善，也需要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正因为如此，本章利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群体之间脆弱性水平与构成的差异，并就导致脆弱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化，及其可能对就业质量提升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度量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群体的脆弱性，我们从岗位的质量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度量脆弱性的差异；第四部分我们描述使用新的度量方法的脆弱性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并基于对脆弱性的回归结果，分析其决定因素；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二 劳动与就业形势的变化对脆弱性的影响

（一）非正规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根据新近的统计数据，2011年外出农民工的总量达到1.59亿。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则主要集中于非正规的就业岗位。虽然，就业的非正规性是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但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非正规性更多地体现于迁移的劳动力。遗憾的是，我们的就业统计一直缺乏关于非正规就业的明确信息。作为替代，Du et al. （2009）建议将就业总量和各部门就业加总之间的差异作为非正规就业。如果以此作为度量依据，2010年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占城市总就业的32.8%，而2005年为36.1%。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的数据，如果将自我雇佣和没有合同的工资性就业视作非正规就业，2009年约有60%的农民工工作于非正规部门。

目前，尚没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度量非正规就业的总体规模及其构成。在此，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三轮“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性的变化趋势。如图14-1所示，在样本城市，非正规就业的总体规模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与加总数据做出的推断基本一致。

图14-1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构成

图14-1还显示了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特征。例如，在2001年和2005年，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并使得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增加。2005～2010年，非正规性的下降则主要源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获得了正规的就业岗位，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劳动市场规制也在逐步加强。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的下降，也表明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