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人口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各国城镇化过程与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也证明了这一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见城镇化仍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陕西是我国城镇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区域之一，经历了数次兴衰的曲折历史后，陕西城镇发展终于迎来了稳定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区域扶持政策的不断推行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陕西城镇化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新的发展形势与背景下，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与重点，对于实现陕西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陕西城镇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古代城镇的兴起与沿革

陕西历史绵长，尤其是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为城镇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证。早在西周时期，周王朝在沣河两岸相继建立了沣、镐两京，关中作为周王畿之地，首次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后经春秋战国至秦统一，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秦推行郡县制，秦孝公集小乡为大县，郡县制所设城，使陕西城镇数量有较大增加。当时关中设39县，陕南设8县，陕北也设8县，全省共有55个县，按每县筑一城计算，当时陕西应有55座城镇。随着郑国渠的修建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一批地处灌区、河岸地区的古城邑、集镇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如高陵邑、频阳县、丽邑、重泉邑、下邽、武功县、眉县、雍、临晋县、郑邑、武城县、咸阳、栎邑等，从而形成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修“驰道”、“直道”，又使国都咸阳与关中、陕南、陕北各地特别是各城镇之间保持了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

从西汉到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也是全省城镇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西汉建都长安，都城长安遂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长安为中心，在东西长50千米、南北宽30千米的范围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阳陵、霸陵、杜陵、南陵、渭城、奉明等十个卫星城，并在大多数皇陵旁设立的护陵县城。西汉王朝在陕西建有陕北的上郡、西河郡、北地郡，辖县16，陕南的汉中郡、武都郡、广汉郡，辖县13，关中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县36，全省境内共设县城65，比秦代城镇数量大为增加。到了唐代，城镇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急剧增加，成为现今陕西历史上设县数量最多、城镇分布最广的时期，全省共辖三府、十九州驻所、一百多座县城，此外还有一些商业城镇，如岐州、梁州、同州、延州。

宋朝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转移，关中作为政治中心的基础开始动摇。唐代中晚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国都长安屡遭兵火洗劫，直至唐末，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使长安城成为废墟，彻底失去了其在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其他城镇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相继萧条甚至衰落。北宋时期，为了抵御北方外族侵扰，很多军事性城堡在陕北地区得以修建，形成了集军事防御、行政管辖和物资贸易三位一体的城镇体系——军、城、寨、堡，这些城堡既是地区性政治中心，又具攻守功能，同时还是进行物资贸易的重要场所，如绥德（绥德军）、志丹（保安军）、米脂（米脂寨）、子长（安定堡）、吴堡、佳县（葭芦寨）、神木（神木寨）等。陕南地区由于远离战事，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加之自然条件优越，陕南经济中心兴元府（今汉中市）经济实力迅速提升，金州、洋州、兴州、商州等城镇的规模和人口也都较唐时有所增加。

元明清时期，陕西省内城镇格局基本稳定，局部地区小有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并从江淮、山西向陕北、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产品。加之陕西地处东部农耕区与西北部牧区过渡地带，是西北地区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