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的国际与地区局势

作为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必须应对和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当前正面临复杂多变和格局转换中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一）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未减

2012年，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依然处于经济持续低迷状态，经济复苏步履艰难。为适应这一变化，各国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美国和日本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一再推出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欲通过放宽货币发行，增加流动性的极端方式刺激国内经济复苏，但收效甚微。特别是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仍未见对经济复苏有显著推动作用。2012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0%、1.7%和2.7%，增速低于国际机构的普遍预期。尽管日本与美国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但是长期经济低迷状态在2012年依旧延续、没有改善。日本政府和央行两度追加货币宽松措施，但是仍然未能有效抵消通胀等带来的消极后果。2012年，日本经济举步维艰。第一季度实际GDP为5.7%的高增长，但第二季度急转直下降为-0.1%，第三、四季度依然负增长，日本经济温和衰退趋势依旧。

这表明，美日两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通货紧缩预期的恶化，但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给后期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可能带来一定风险。

欧洲债务危机则更加深重，当前已由主权债务危机开始演化为欧元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欧债危机既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触发，也是欧元区内部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还是欧元区各国（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内部经济失衡所导致的结果，一些国际炒家的投机炒作又加速了欧债危机的发酵和蔓延。欧债危机具有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短时期内难以消除，未来还可能出现周期性的反复。

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固然有经济周期和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因素，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则是主要因素。例如，美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是利用了美元的全球性货币地位，抑制了国内通胀风险，却把通胀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增加了国际金融风险。再如，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总人口仅占世界六分之一左右，却长期占有世界经济和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三左右，这是不公平、不正当，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认为，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能力普遍“下行”，是对旧有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不公正、不平衡的修正和重建；是对其在世界经济、贸易份额中占比不适当的“刚性调整”，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无论发达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曾经占有多大优势，也难以改变这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调整的大局。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依旧占全球份额极大优势的事实，其经济“下行”对世界经济形势必然产生严重拖累，使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短期内难以走出低迷状态。在发达经济体“下行”未触底并使国际经济秩序达到合理程度之前，世界经济、贸易恢复健康增长的前景有可能变得模糊和漫长。

（二）美国全球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数次进行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其建立单极世界和继续称霸全球服务。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致力于消化“冷战”胜利的果实，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欧盟扩大、建立东欧反导系统等政策，巩固和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全面影响力，确保其在欧洲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特殊作用。这一时期，科索沃战争可以视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典型事件之一。

“9·11”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其本土安全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全面“民主化”改造又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大中东战略”下，美国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从军事上看，美国无疑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美国也通过战后扶植亲美政权，在本地区驻军等手段，显著加强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和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但是，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人力物力，也使美国政府在解决国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