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产业政策与城市文化竞争力

文化产业政策是构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文化产业政策具有综合特性。由于文化领域并非孤立领域，文化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公共管理、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许多方面其实是交叉甚至重合的关系，科技、产业、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其调节规范的领域也涵盖了文化事务，因而也可以认为文化产业政策通常具有综合性特点。

文化产业政策作为文化政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引导文化经济发展为目标，具有明显的经济政策功能。作为文化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它的根本任务是引导文化产业稳定持续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通过创新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机制，规范文化市场的环境和次序，调整文化产业的结构布局，实现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政策的战略定位、政策规划及营造的市场环境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科学地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提高文化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对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环境、确保公民文化权益的公平分享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 政策制定的问题与局限

近年来，虽然广州文化产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文化企业异军突起，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也已初步建立，但是由于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现行政策仍然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文化产业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对近年来广州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观察，我们发现，在文化产业政策领域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政策缺乏对相关政策资源的整合能力

现行文化产业政策往往是由宣传、文化广电部门依据职权分别制定的，对各自分管的文化产业领域如演出、影视、广告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没有将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如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土地规划等政策纳入统一范畴，忽视了相关政策之间的融合性与关联性，没能对现行政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政策构建状况降低了文化产业政策的系统性和执行力，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综合效益。比如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工业布局时，对利用原工业厂房建设的文化产业园区，没有作出详细规划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规范。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投资者既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又不能以土地作为融资贷款的抵押物，一旦投资遭遇政策风险，投资者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高举创意大旗的红专厂不敌金融中心的宏伟蓝图，最终被宣布拆迁的命运）。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政府各部门统筹协调作出更合理的政策安排。

（二）政策配套措施缺乏创新精神

文化发展需要整合城市的内部资源，同时更需要在各类促进政策方面拿出创新举措，包括在财政扶持、土地利用、人才奖励以及金融科技融合方面都需要拓宽眼界、提出新的政策思路，如此才能优化城市发展的政策环境、进一步会聚天下人才，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文化领域，加速构建区域内的文化创新体系。

首先，自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到现在，广州市还没有提出配套的政策措施，没有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至于文化园区土地利用、重点文化企业认定、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管理办法、民间文化投资的财税配套政策等，都没有成文规定。相反，同为改革试点城市的上海、深圳、北京却在近几年中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如近期上海先后颁行了《上海市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资助实施办法》（2012年）、《上海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三年规划（2012～2015）》，这些政策很具体，调节的产业领域非常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相比较而言，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正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但对于园区发展规划及企业投资，推动园区产业集聚、帮助企业减少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