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多样、多变是目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的不争事实，“后意识形态时代”“多”与“一”的矛盾呈现为特殊的“中国问题”，即“精神意识形态难题”，它要求在“世界视野”下坚守“中国意识”，探索和把握“后意识形态时代”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律，透过“精神旗帜”，能动地驾驭和建构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一 “精神意识形态问题”及其“中国意识”

如果以一句话诠释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多元、多样、多变即所谓“三多”的哲学本质，那便是：“一”的主题下“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问题”。应对“精神意识形态问题”的战略基点是“中国意识”。

1.“意识形态问题”及其“中国意识”

进入21世纪，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三多”现象逐渐在世界和中国的主导话语中成为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实行文化多元化政策；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社会所进行的重要努力，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和解决“在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来团结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的问题。

不难发现，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即对“多”的事实肯定和价值尊重。由此演绎的结论是：“多”是一个真命题。但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澄明是：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它是一个怎样的意识形态问题？

准确地说，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三多”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只有“多”与“一”的矛盾，才使它不仅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且成为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从概念上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问题是“意识”与“形态”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在“意识形态”的语义逻辑中，意识具有两种“形态”，一是社会或社会统一性意义上的“形态”，即意识扬弃自身的个别性、主观性与偶然性，获得社会统一性，由“多”走向和趋向“一”；二是知识意义上的形态，即将杂多混沌的意识进行知识学分类，形成意识的诸种形式或诸种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等等。前者是社会意义上的统一性，后者是知识意义上的统一性。无论何种意义，意识是“多”，“形态”是“一”。“多”与“一”的关系以及如何建构“多”与“一”的统一性，始终是逻辑地内在于意识形态中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正是因为“多”的问题背后的“一”的主题，文化领域中的所谓“三多”现象才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三多”作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现实难题是：在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相通的表象下，深藏的是同一主题在不同境遇下的两种相反运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针对的是已经存在和今后仍将可能存在的扼杀人类文化及其遗产的多样性的企图或潜流；而中国的努力，则是在“多”的现实境遇中探寻和建构“一”。基于“一”的事实而求“多”以及基于“多”的事实而求“一”，在事实与价值、问题与主题之间，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呈现为反向运动与辩证互动的轨迹和图景。无疑，“世界话语”是宏观境遇和应当持有的“世界视野”，但是，我们的基本学术立场应当是“中国意识”，因为，任何学术研究和现实回应都必须也只能面向“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做的事情”，反向运动的问题意识在思维和价值中的错位，将在学术与现实中导致混乱与不幸。

2.问题域：“精神”与“精神世界”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文化领域中存在的“三多”现象研究的基本任务，不是或者说至少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呈现和表象客观存在的“多”，而是在此基础上哲学地洞察“多”背后潜在的“一”。呈现“多”，寻找“一”，探讨“多”与“一”辩证统一的规律与战略，是将“三多”作为“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的基本的学术任务。

当这一任务在思想、道德、文化中被提出时，问题域便被规定为：“精神”和“精神世界”的建构。

将思想、道德、文化诠释为精神现象和精神文明，是一个人所熟知的常识，然而，“三多”作为一个“精神”和“精神世界”问题的哲学根据，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多”与“一”的关系问题。“精神”的本性是什么？在哲学的层面，“精神”有三个基本规定：第一，精神既不是“多”，也不是“一”，而是“一”与“多”、单一性与普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