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典型政治哲学问题，但是，任何一种既有的政治哲学理论却又都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平正义问题。因为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处于复杂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通过对知识的滤清或还原，将其纳入到自己特殊的知识视野或单纯的问题域里去。当代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立足于经验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的融合，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可以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模式。但是，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所关注的只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能被简单地归于这一模式。因此，理解和解释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新的理论路径。只有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境遇出发，建构起一个适合于这一特殊境遇的解释模式，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

一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公平正义问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过两种正义观念，一种是他所主张的正义观念：依据等级观念，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对于秩序良好的人类灵魂的模仿。另一种是他所反对的正义观念：依据利益原则，一个正义的社会通过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而增进各自的利益。^[1]前者将正义定位于“它本身真正善”和个人的“心灵德性”。^[2]后者将正义定位于私人利益。他认为，依据这种正义观念调节社会生活，只是为了人们能够和谐相处的不得已安排。^[3]

在等级制度被视为天然合理的传统社会里，柏拉图所赞成的正义观念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正义观念。到了近代，当市场经济出现之后，柏拉图所反对的那种正义观念开始成为主导性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将正当的行为视为利己个人的理性选择，无须借助于善良的道德动机，因此与个人的心灵德性无关。市场经济社会是以市民社会中多元利益之间的竞争性博弈为基础的社会，它的制度设计预设了个人追求私利的伦理正当性，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只能将妨害他人同样追求私利的权利作为正当行为的边限，无须诉诸德性的发扬。所以，近代以后，个人德性与社会正义就成为相互区分的两个问题，只是与基本制度安排相关的社会基本结构问题才成为正义问题，而德性问题则只是一个关于善的一般伦理问题。

市场经济社会既是一种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也是特殊利益和特殊性诉求能够获得充分表达的社会。在西方，市场经济形成之后，个人便从传统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谋取特殊利益的个人；他们以不同于传统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并创造出一种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交往方式。黑格尔等近代思想家将这种交往方式所代表的社会称为“市民社会”。^[4]在黑格尔看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这种交往方式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联合，必然导致社会公共伦理和共同价值目标的缺失，只有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才能校正其偏失。这就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干预市民社会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可见，以利益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后占据主导的地位，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古希腊城邦，由于私域与公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未分化状况，个人德性与公共伦理实际上是统一的，符合善的个人德性就是正义。近代以来公域与私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使德性之善的问题退隐于私域，使制度之善的正义的问题走上了前台。也就是说，制度之善的正义问题预设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预设了德性与制度的分离；在这一基础上，国家依据理性契约的正义原则对市民社会中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和调节，成为正义的实现方式。当这种再调节和再平衡能够顺利进行时，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得到保障；反之，公平正义问题就会成为凸显的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公平正义问题具有某种相似性。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国一些学者已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李培林认为，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而且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在整个社会转型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