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直至新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1]。如果不是从主题而是从方法的角度看待其间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断言，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是这门学科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不过，离我们现在时间最近、最有可能直接影响到21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是另一次转向，即认知转向。^[2]

传统经验论对认识来源问题的探讨在20世纪初就已遭到否定。以亨普尔、萨普斯、卡尔纳普和奎因为代表的哲学家试图用一种更清晰、更精确和更有成效的一组概念代替以往抽象的概念、观念或科学系统，其目的就是要重新表述科学理论和定律，对科学语言进行新的理解。然而，哲学终究不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的具体领域；哲学论证依赖的是逻辑，而科学研究则依赖于经验与事实。通过哲学来理解科学理论的本质问题，难免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所以哲学对真理的寻求，仅仅依赖于逻辑的判断是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就是从本体论的基础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传统认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已经无法解释认识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无论什么样的归纳主义形式，都存在着一个值得充分注意的问题：观察与感觉经验是否可靠？而要论证观察与感觉经验是否可靠，就得研究人的认识的生理学与心理学。从生理学方面来看，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感觉是怎样形成的，例如，当人的视觉遇到一个平面时，如何把它看成立体的形象，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要研究人的感觉、知觉直至概念等的形成怎样同化到记忆中，怎样适应外部刺激、怎样形成反应。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发展也导向了认知方面的研究。理性主义认为，只有通过逻辑推理，我们才能从已知推出未知，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知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利用记忆使外部刺激同化到已有的概念框架中，或者怎样调整内部概念框架适应外部刺激，又怎样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呢？这些正是认知科学所要研究的。认知转向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求助于认识论的自然化来理解科学理论的本质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认知研究直接讨论人工智能模拟的哲学基础。

一 认知研究的经验化及其局限

（一）自然化认识论的贡献及困境

在西方科学哲学史上，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到波普尔，哲学家们都注重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人们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求认识者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于是自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萨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德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像研究其他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自然化认识论于是发展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潮。

作为自然化认识论的经典文本，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地阐述了自然主义认识论，并在《指称之根》和《自然知识的本性》等论著中予以进一步阐发和深入探讨。该理论认为，认识论应该被自然化，即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因而成为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一章，进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因此，在奎因看来，自然化认识论与传统认识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方面的，不如说在于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等方面。在传统认识论那里，目标从关于感觉证据的自明的、非科学理论内部的真理出发，根据自明的推理步骤，演绎出自然科学的所有真理，或者凭借逻辑和集合论构造出这些真理；而新认识论的目标则是，在只给定感觉证据的条件下，实际地说明我们是如何构造出（但不是演绎出）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