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其核心是中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其核心是城市社会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迅速发展，不仅直接表现在新城镇、大中型城市和城市群等现实成果上，同时也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催生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学术，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

一 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

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城市化”的基本尺度是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其表征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迁移，深层则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在相当长的城市化历史中，这三者一直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直到20世纪中期“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出现，前者如纽约、伦敦，后者如“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等，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体系，它们迅速打破了人口流动相对平缓、空间流量相对均衡的传统模式，使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高度一致地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集中。这种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

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自身的升级程序。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正在驶上快车道，迅速融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都市化进程可追溯到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人们对发展大城市的矛盾心态，致使相关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其最终确认实际上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市群”的概念，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1]。而作为其学术理论的研究则散见于近年来有关“都市连绵区”（周一星）、“城市群”（姚士谋）、“城市密集地区”（周干峙）、“大都市经济圈”（王建）、“组团式城市群”（牛文元）、“集中型的城市化”（牛凤瑞）、“都市化进程”（刘士林）等研究中。

都市化进程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大都市与都市群，在现代化的金融、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自身在发展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界限，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人们是不可能脱离这个中心而谋求发展的。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痛苦的问题，如“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拥挤、居住条件恶化、就业竞争加剧、公共秩序混乱、突发事件增多、犯罪率上升等，但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与大都市发展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正是城市，特别是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才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在乡村、城镇与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广阔空间。这是在城市化水平不算很高的中国关注、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现实原因。

都市化进程是都市文化学发生的基础与摇篮。它最容易使人想到恩格斯的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在巨大的现实需要下，相关学术力量与资源以都市文化为中心迅速集聚与扩展。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它在当代的兴起、发展与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密切相关。作为一门有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特色的新兴学科，都市文化学在上海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