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不仅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也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因而以文学空间形态为重心的文学地理研究，实为一种回归于这一天然亲缘关系之本原的学术行为。进入20世纪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地理思维成果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碰撞、融合，促进了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型。至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与“文化热”的有力推动，文学地理研究在沉寂数十年后再度复兴，并逐步臻于理论自觉阶段。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空间意识高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长期以来囿于传统的线性思维，学界在普遍注重文学时间形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的内在交融，结果牺牲了文学本身的鲜活性、多元性与丰富性。所以，文学地理研究在世纪之交日趋多元化的学术格局中异峰突起，当有“矫正”与“拓新”的双重意义。相信由此激发的文学地理“大发现”，必将极大地改变固有的文学史研究传统，通过“版图复原”与“场景还原”，实现重构中国文学史范式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双重目标，同时也将赋予文学地理学更为高远的学术理想，使之从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逐步发展、成长为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以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

一 文学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沿理论

回溯一下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地理的关注与阐述，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与《楚辞》，都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由此可见编著者浓厚的地理意识。而在先秦及此后的《诗》、《骚》研究中，又都曾不同程度地以地理的眼光阐释和评价文学家与文学作品，如果说《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观于周乐，依次品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小雅》、《大雅》、《颂》，主要是从《诗》的音乐审美境界领悟其中的地域蕴义，那么，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论《诗》：“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 ，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则进而以风俗为中介，重在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可以说是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型案例，实已开启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先声。尔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评论文学家与文学作品，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中时有出现，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关区域文学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大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论证。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于西方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许多学者在借以改造与重建人文社会学科的同时，也力图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其中包括两大研究队伍的双重取向：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前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丁文江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3），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1～1933），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1933），傅衣凌的《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1935），贺昌群的《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1937）等，这些研究成果多借助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与方法，还较多地运用了数据统计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后者则以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1906），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2]等为代表。对于刘文，人们都比较熟悉，其主要价值在于既揭示了南北文学的不同区域特点，又指出了南北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王文也同样立足于南北文学的不同区域特点，进而引入西方文艺学的视野与方法，通过“想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