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入，视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研究在国内的文学理论界、美学界已渐成显学，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开始进入学者视野。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研究都应该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及时回应，也是文学理论界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立足于2008年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现状，对视觉文化本身、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与文学阅读的状况进行相关的梳理、分析与反思，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一 视觉文化研究的语境与动因

如果从更大的文化语境思考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这并非一个新问题。因为自从有了摄影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之后，西方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比如，在1936年，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分别写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与《讲故事的人》两篇论文。一方面，他在前文中指出摄影、电影出现的意义，于是光晕的消失、震惊体验、展示价值等便成为解读新型的视觉艺术的重要范畴；另一方面，他又在后文中认为，对讲故事和小说构成冲击乃至破坏的力量来自于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和小说一样，“都是讲故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但它更具威胁；而且它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1]。这种观点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视觉艺术的轻度迷狂。于是，在本雅明那里，面对新视觉艺术和旧文学样式，他总会呈现出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而这种矛盾或许在以下表白中体现得更加充分，“有人曾说：‘将来的文盲并非不懂阅读与写作的人，而是无知于摄影的人。’但是一名摄影者若不能解读自己的照片，岂不是比文盲更不如？对图片的说明与描绘会不会变成摄影最重要的部分呢？”^[2]在这里，本雅明既是在强调图片的重要性，同时又在强调对图片赋予意义的文字的力量，其微言大义显然接通了当今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图文关系问题。

虽然本雅明并未用过“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概念，但他实际上开了人们在视觉文化问题框架内思考文学与视觉艺术之关系的先河。此后，西方一些学者均不同程度地触及过这一问题。比如，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他曾关注过“世界图像的时代”到来的问题。^[3]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虽然并未对视觉文化做过充分论证，但他却享有这一概念的发明权。^[4]而此概念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的阐释后，既被人们广泛接受，也受到了学界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与视觉文化相类似的表达，以指认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比如，在波兹曼（Neil Postman）那里，印刷文化背景下的“阐释年代”消逝后，紧随其后的是“娱乐业时代”^[5]；而米歇尔（W.J.T.Mitchell）则干脆把它叫做“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西方哲学界广泛谈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6]此外，还有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像”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电信时代”说，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软件启动硬件的时代”说，等等。这些说法汇聚一处，就构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示意图。

在国内学界，虽然“视觉文化”一词的使用早在1981年便已出现^[7]，而现在能查到的第一篇全面介绍视觉文化的文章则发表于1988年^[8]，但到目前为止，视觉文化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野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学者考证，1998年，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与丈夫钟键夫为推出“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便硬造出一个“读图时代”的词予以宣传。^[9]现在看来，这个硬造之词不仅成为此套丛书成功的出版营销策略，而且在短时间内风靡文化界与学术界，并成为“视觉文化”之说的中国式表达。而由于此概念首先诞生于出版界，后来者在使用中又让其含义延伸于电子、数字媒体生产出的视觉艺术产品，所以，这一概念也暗示出纸质、电子和数字媒体全面向图像时代位移的信息。

与此同时，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以来，视觉文化的译介与研究也日渐增多。比如，随着《文化研究》第3辑（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对“视觉文化研究”专题的集中介绍，随着《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问世，随着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