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族源研究的方法论转变

从中文写作的民族史领域来观察，民族史的族源叙述正在发生方法论的转变，即从起源研究转向认同考察，二者各有其人类学的理论前提，各有其不同的“民族”定义和解释，前者的理论基础可以追究至“根基论”（primordilism），后者可以追究到“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即使在中文论著中，相关的理论解说也已经十分丰富。^[1]要一再申明的是，这两种理论及其各自衍生的方法并不总是对立的，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彼此转化、互为补充的。我们这里从实践角度对此一转变试作解说和描述，目的是为了提倡以考察族群认同的方法来处理有关民族起源问题的史料，因而难免强调二者间区别与对立的地方多一些，但我们无意否定传统的起源研究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及其潜在的发展空间。引入认同考察的方法并非取代传统研究并重写民族起源，而是在新的知识体系下，给民族史的研究增添观察角度，扩展史料范围，从而深化我们对于“民族”这一具有极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纠葛的范畴的认识。

笔者曾经说过：“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进入历史学研究范畴的北方民族，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团，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一个又一个在‘种族’意义上彼此区别的‘族群’。只有把所谓民族理解为政治体，我们才不至于深陷在古代史料所布下的有关起源和迁徙的迷魂阵里难以自拔，才有可能填平民族史与一般史之间的鸿沟。”^[2]形成这一认识，首先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启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在安德森那里，民族（nation）是政治体，是通过政治力量人为建构出来并且通过各种说服手段使人们相信的一种政治信念。他说：“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盖尔纳（Ernest Gellner）也说：“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这种原则要求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相重合。”^[4]

安德森强调民族是一个近代概念，但事实上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运动，无不把这一近代概念推向历史叙述中，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对于古代族群历史的叙述。正如斯梅德利（Audrey Smedley）所总结的那样，族群认同并不是直到近代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而且和近代以来的情形近似，历史上的族群认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稳定和易变（fluid and malleable）。^[5]王明珂指出：“族群的发展与重组以结构性失忆及强化新集体记忆来达成。”^[6]在这种认识下，族群并非共同记忆的基础和前提，相反，是因为有了这些被选择被建构的历史记忆，才有了所谓的民族、族群和社会。所以安德森认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就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7]。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民族史族源研究的新方法得以产生和发展。

近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一来继承我国古老的史学传统，二来也深受欧美日特别是苏联近代史学和民族学的影响，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上的非华夏—汉族各族群（民族）的历史时，都是从其起源开始的。从史料构成来看，有关各民族各自起源的史料往往也占有格外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华夏—汉族的史学家在记载异族历史时（如司马迁《史记》之《匈奴列传》），还是非华夏—汉族的王朝（所谓“渗透王朝”或“征服王朝”）在整理本民族历史时（如以拓跋史诗和官方旧史为基础的《魏书·序纪》，及以完颜勗等人编纂的三卷“先朝实录”为基础的《金史·世纪》），有关民族起源的记录都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俄苏民族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术语Этногенез（Ethnogenesis，民族谱系），强调的就是从历史追溯意义上阐述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发展。^[8]必须看到，传统史料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包含了史学家的辩证与批判，如司马迁所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