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思想改造和院系学科调整废除政治学到1980年恢复政治学，中国经历了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研究的28年。政治学恢复后，政治学第一本教科书《政治学概论》（赵宝煦，1983）以“阶级分析”为工具，集中于国家论、政府论、阶级论、政党论、民族论和革命论等“六论”，具有浓厚的“科学社会主义”色彩。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专门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适时而出（王沪宁，1994）。可以说，这一时期很多其他教科书都受到这两本书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1990年代中期，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学教科书冲破传统的阶级分析，建构了以“利益分析”为线索的教材体系（王浦劬，1995）。到新世纪之交，则有了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政治学教科书（杨光斌，2007）。教科书不但反映了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更实在地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政治学著作、尤其是美国政治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进来，而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深造，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影响已经难以避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调整，利益关系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变革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如何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而导致的政治变革，就成为中国政治学学者的艰巨任务。我们将会看到，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不仅如此，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

本文将限定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理论研究，间或涉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政治的理论成果，不包括国外政治学说和思潮在中国的引进与研究状况。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宏观上集中于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方面，包括中国政治发展与政体问题研究、共产党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和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我们相信，对这些“重大问题”（big questions）的研究最能反映理论的解释力与理论拓展状况。在梳理和总结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之前，本文将首先根据相关研究提出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中国经验的适用性问题，并看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有哪些建树。

一 中国政治发展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最能反映政治学理论对于中国经验的适用性问题的应该是关于政治形态的判断。在中国大陆，学者一般接受邹谠教授关于毛泽东时期是“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说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演化成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比较多的说法应该是威权主义。1987～1988年，中国大陆曾发生过“新权威主义”思潮大讨论，即鼓吹中国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道路——政治上集权主义，经济上市场体制，意识形态上实用主义。1990年代，虽然大陆学术界不再有威权主义的讨论，但是海外学术界依然把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视为威权主义或类似政治体。例如，台湾学者吴玉山认为，当今中国一方面出现“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的特征，如制度化、技术官僚、消费主义，与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并无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又出现东亚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与台湾地区、韩国的发展特性相近。一群受到政治领袖信任的优秀经济官僚来主导国家的产业政策，操控市场，决定商业竞争的赢家。由于“后极权主义”与“发展型国家”是两种看似南辕北辙的体制，这使得中国的整体经验与众不同（吴玉山，2007，309～335页）。尽管指出了中国整体经验的差异性，但是基本话语还是源自西方用于分析共产主义国家和东亚国家的流行概念，何况用“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在西方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一般也不用“极权主义”来指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

我认为，在权威主义或类似政体的政治中，政治系统理论是不适用的。政治系统理论假设，政治过程就是政府依据民众的要求与支持而制定公共政策的系统性过程。显然，政治系统理论的适用语境是民主政治，而非威权政治，更不可能是极权主义政治。然而，在当下中国，政治系统理论是有其分析价值的。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利益多元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