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服务型政府”已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和期待的基本概念。要了解近几年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动态和政府改革的战略思路，“服务型政府”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关键词。尽管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尚未确立起系统的理论框架，但它甫一提出，就成为公共管理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前沿问题。从近几年的现实来看，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一直是引领着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同时也引导着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未来走向，其重要性与前沿性是不言而喻的。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的提出还不到十年，但是，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已经引发了多次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热潮。这种现象在知识界和实务界都是少有的，值得探究和回味。单从文献检索的结果来看，2004～2006年间，以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数量处于最高峰，其后在文献数量上开始有所回落。然而，服务型政府的主题却在研究中走向深化，被扩展到各类公共管理主题的探讨中，成了理论基础和重要视角。

一 背景检视

回顾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是立足于对“服务行政”的先期探讨而提出的。关于“服务行政”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半期的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从行政法学领域引入行政学领域并引起中国学者的理论关注。^[1]在中国，“服务行政”在理论取向上发生了不同于行政法学指向的变化，而是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将“服务行政”视为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行政”、“权威行政”的一种新型行政模式。其后，更有学者从宏观的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视野对“服务行政”进行了理论定位，将人类社会的行政史概括为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揭示了“服务行政”作为新型行政模式的历史必然性。^[2]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最早见于《行政论坛》2000年第4期《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这个概念是在对“服务行政”作出先行判定之后确立起来的。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服务型政府”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确切的内涵界定与学术定义，尚不具备规范意义的概念特征，更多地作为一种前沿性的观念和理论旨趣而存在的。尽管后来有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了各不相同的定义，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仍未定型。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这种缺乏明确定义的概念，是服务型政府研究的遗憾甚至缺陷。其实，恰好相反，作为一种前沿性的理论，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开放性和不定型化，正好是其理论创新的前提及学术生长点所在。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的定型化既意味着一种理论的成熟，同时也预示着这种理论的生命力的衰竭。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资源，大多是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实践中又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以至于有人尖锐地批评道，“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公共行政学整体上并没有对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变革的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3]。如果无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如果不考虑到中国行政学为行政改革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言的话，这种批评是恰当的。然而，服务型政府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项创新，它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向，依靠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开始了对公共管理学科前沿问题真正本土化的理论思考。

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兴起，是在两个直接的“小背景”和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前者与国际、国内普遍兴起的政府改革有直接的关系，后者则与当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等浪潮的冲击，加之财政危机所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迫使西方国家相继开展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也逐渐波及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而掀起了全球性政府变革的热潮。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是值得期待和信赖的，一直是困扰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难题。在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中，从新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再到治理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都试图寻求一个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然而，每一种理论在赢得短暂的喝彩之后，很快便在实践中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