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的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GVC的底部环节，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有利于中国把历史上形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发展要素的积累，逐步形成经济起飞的基础，实现经济起飞的目标。因此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发展的初始阶段，我国实施这一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然而，随着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一方面，价格水平的下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绝大多数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无法承受，即原本利润空间狭小和微薄的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是那些以国际代工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企业待工压产乃至破产倒闭的现象；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地扩散到全球实体经济中，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期望出现空前的下降和萎缩态势，直接导致国际大买家对我国制造业外包和采购订单的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于出口的中国制造企业普遍出现“无米下炊”的窘境。同时，中国持续的巨大贸易盈余，引发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总之，中国过去在“GVC底部”的增长欢乐，被一扫而尽，长期依靠贴牌代工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固有的深层次问题已经提前集中地爆发出来。

中国成为世界先进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的目标，不可能长期依靠在GVC的底部增长来实现。对我国过去的发展政策的反思，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不仅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发展战略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征，因此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试图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生产分工体系，这种盲动的发展战略不仅不可能使中国制造企业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期。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产业升级的时机把握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众所周知，在适当保持出口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内需的开发是实现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观察到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1]据此我们认为，构建与GVC并行的、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GVC和NVC的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2]鉴于此，我们提出，在中国发展战略面临重要调整与转变的节点上，要充分重视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

二 来自GVC底部的学习型增长与升级的困境

世界银行1997年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承接来自GVC中生产与组装环节的外包参与全球性的出口市场，使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和学习发达国家最先进的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研发、营销和管理组织方式，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