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中国农村改革的传统智慧

中国30年经济改革始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模式。农村改革的传统智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转型特征，并成为全球转型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成果。概括来说，农村改革最根本的经验可以抽象为以下三条。

1.中国的农村改革和整个经济转型具有增量改革的特征

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增量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乡镇企业在未触动传统经济部门和不对原有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的前提下，创造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市场作用的领域，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中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1]

2.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体经济转型具有典型的局部性“试验—推广”的特征

政府先在某些经济领域或某些地区进行尝试性的改革，然后将成熟的经验和运作方式向其他地区和经济领域进行推广。不论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是粮食体制与农业税收体制的变革，都是在某些局部区域先进行试验，然后再将这些试验的成功模式进行推广。^[2]这种“试验—推广”的局部性改革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改革风险，保证了整个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3]局部的尝试性改革激发了创新精神，同时也是整个国民对新体制和新模式的一个学习、适应和鉴别过程，这对于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产生了积极作用，这种模式对全球其他转型国家无疑也具有借鉴意义。

3.在中国农村变革和整个经济转型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对微观主体创新行为采取默许式激励方式，这构成我国渐进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不是在全国一刀切式地进行推广的，在家庭承包责任制试验的初期，农民和地方政府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4]但是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中央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允许农民的自发试验。这种对微观主体创新行为的默许式激励被证明是有效的，它容许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发试验，容许微观主体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局部的创新，结果是为整个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前提和经验准备。

（二）农村金融改革的简单回顾：1979～2008

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金融体制的变革一直在探索和进展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1979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揭开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规定中国农业银行主要的职能是运营支农资金和管理农村信用社。1984年，农信社开始管理体制改革，设县级联社，承担国家赋予的支农职能。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成为专门负责粮棉收购贷款等政策性业务的政策性银行。1996年，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正式脱离隶属关系，农信社进入独立发展阶段。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样，迅速撤并和裁减基层网点，支农职能有所削弱。1998年，政府对于民间融资采取大规模取缔政策，4万多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各种民间金融组织的信贷活动受到严格抑制。1999年，农村信用社开始在局部地区改制为地方的商业银行。2003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始重视“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使得农村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3年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农信社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进入实质性阶段。2004年，我国第一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成立。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点“只贷不存”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模式，揭开民间资本规范化和市场准入的新篇章。2006年年底，银监会提出“开放农村金融市场、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一系列政策框架，提出建立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农行重新提出“服务三农”的战略。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