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08年中，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进展。法学界在持续关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的同时，就律师辩护、证人出庭、取保候审、刑事和解、量刑程序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提出了一些旨在推动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新思路。与此同时，实证研究方法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初步的运用。有的学者在进行实证调研的同时，开始选取若干基层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一些“改革项目的试验”，这种试验主要涉及取保候审、量刑程序、刑事和解、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等一系列诉讼领域。通过这种项目试验，法学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基层刑事司法的运作方式及其问题，发现了诸多自生自发的改革出台的背景，并对一些改革方案的实施效果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

2008年的研究进展固然是我们观察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现状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我们的观察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这一年度研究情况的回顾和总结。要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前沿问题作出全面的讨论，需要有一些历史感，将观察的视角投向此前更长时间的研究历程，从更深层次上发现那些具有重大辐射力的学术问题。^[1]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制度成长的逻辑、法律传统的冲突以及证据法学的困境等五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前沿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 研究方法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法学方法都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并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种旨在探求法律条文背后之“法理精神”的思辨法学研究方法，曾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被视为研究刑事诉讼价值问题的必备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刑事诉讼法学界反思了结果本位主义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旨在探究法律程序之内在价值的程序正义理论，引入了法律程序的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理念。这种研究对于弘扬正当程序理念、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刑事诉讼法学界对比较法学方法的运用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法学界在讨论刑事诉讼和证据问题时，已经形成了“言必称英美法和大陆法”的研究习惯。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家各种诉讼制度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力图揭示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制度模式，发现制度变迁的某种规律，并从中发现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富有启发性的灵感。伴随着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历程，法解释学方法也较早地被应用到法学研究过程之中。对于这种经常被冠之以“注释法学”或“法教义学”的方法，研究者往往用来解释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对于那些语言表述较为模糊和抽象的法律条文，作出较为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不仅如此，那种旨在研究法律实施效果及其问题的实证方法，也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逐渐兴起。特别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完成之后，面对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到基层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律师执业机构，掌握了不少鲜活的案例和第一手的素材，对中国法律实践乃至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种研究对于克服那种唯西方法制马首是瞻的教条主义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完全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逐渐具有面向本土问题的学术格局。

近20年来，面对中国刑事诉讼的法典化水平不高、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法学界一直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视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首要课题。1979年，在“文革”结束之后出现的法制建设运动中，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由立法机关颁布实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法学界发动了一场“刑事诉讼立法运动”，这场运动到9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并最终促成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成功。而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生效实施不到10年的时间里，刑事诉讼法学界又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仇敌忾”地提出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目标和方案。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从事某一部门法研究的学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再修改工作，并就此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取得了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这种以推进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为目标的“对策法学”或“法律对策学”，目前已经成为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