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学术领域中也有所谓“贸、工、技”一说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当前状况大致处于从“贸”转为“工”、并逐步开启“技”的阶段。具体做如下说明：第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中国社会学界都在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主要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相关领域的理论。可以说这主要做的是“贸”的工作，其开拓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第二，中国当前为数不多的经济社会学相关论文，主要是利用西方经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社会经济现象，有时这类分析能够得出一些不同于建立在其他地方经验基础上的命题。这做的主要是“工”的事情：利用西方经济社会学理论的脚手架加工出“中国制造”的产品，并未对脚手架本身进行改良和创新。第三，中国经济社会学最近也有了一些属于“技”的层面的工作，即通过理论的综合并融合中国的经验实践，尝试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理论工具，虽然这些理论工具或多或少值得进一步加以提炼并有待实践检验和改进，但是这种大胆的尝试是值得鼓励的。

由于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多种多样，一篇短短的文章不可能涵盖所有方面。笔者将从经济社会学特色理解、产权的社会学视角及其延伸、金融社会学及宏观经济社会学等层面来大致展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前沿状况，最后对中国经济社会学的责任担当做一点总结和探讨。对经济社会学特色理解的介绍主要是为了统摄本文的思路，缩小我们观照的文献范围，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产权的社会学视角、金融社会学和宏观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意义。

一 经济社会学特色理解与辩驳：对象、视角与方法问题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术发展的逻辑似乎也暗合此种规律：学术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细化分工、综合、再分工、再综合之中前行。随着人类行动和社会组织的日益复杂和细化分工，作为对此类现象进行探索、描述和解释的社会科学，无论是从研究领域、分析工具还是思维方式方面，都难以逃避细分的总体趋势。不过，每过一段时间，综合的企图又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尝试将纷繁复杂的思路统合在一个平台上，而这一平台往往在新的高度上推进着学术的发展。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学的兴起，有的人将其理解为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反动；有的人将其视为经济学、社会学对话的产物；笔者更多地将其看做是在新历史时期、新的现实及学术背景下，社会学试图融合经济学的一些优点，并完善自身的尝试，这决定了当前经济社会学的特色。

对当前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从纵向来说，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应该在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从横向来说，经济社会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诚然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初级层次的，而且通常也靠不住——只要想想经济学帝国主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经济学的那套理论工具竟然可以进入到利他行为、婚姻家庭、犯罪等传统社会学的领域之中。所以，在笔者看来，从横向层面（即从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与区别角度）来把握经济社会学，更为重要的是其独特的视角，尤其是它特有的方法。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指出：“经济社会学可以简略地定义为用社会学的传统分析经济现象，并试图用社会学的传统解释经济现象。”^[1]纪廉、科林斯、英格兰、迈耶等人对“经济社会学的新方向”的理解大体与之类似，但要更为详细一些：“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是包括生产、交换、休闲、消费等相关的经济现象在内的社会组织过程。这些经济现象并不一定都以货币报酬为调节手段，我们可以在各个层次，即个体、初级群体及家庭、组织、网络、市场、产业、国家以及世界体系的层次上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尽管经济社会学家们在理论研究重点与经验研究技术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都非常关注经济过程与结果、不平等与效率等问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济社会学家们都力求在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理解经济现象……”^[2]

就经济社会学的定位问题，特别看重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中国学者汪和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可能丧失另外一些内容和层面，即“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并强调这一内容“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3]。他的这一看法得益于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