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可以用“大胆创新、稳步前进”几个字加以概括总结。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史作为一门视角独特的研究领域（或学科）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以学术思想活跃的美国为突出，其融合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的特点更是凸显了其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我国生态环境史的兴起厚积薄发，虽然略晚于欧美诸国10年左右，却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摆脱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我国学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无论在生态环境史的宏观理论研究还是在微观研究层面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我国学者充分利用我国史料丰富、研究对象广泛的优势，积极引进借鉴国外学界的最新理论，融合我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物候学、农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正在通过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成功地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体系。^[1]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科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踏步前进，我们的总结只能是这个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剪影。

一

我国生态环境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阶段即注意理论探索，特别重视对生态环境史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为了尽快使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者们始终热衷于理清生态环境史的学理观念和学科定位，强调不仅要关注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和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研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要弄清生态环境史自身的内涵和学科特征，要明了这个学科与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过去的一年里，学者们就此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思考。

尽管有学者将2005年8月中旬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确定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2]，但是围绕生态环境史的学科定位和研究重要性等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似乎特别热烈。一些学者认为，“环境史”是国际学界约定俗成的名称，我国学者不必再议另定他名。但另一些学者主张，生态环境史是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历史，重在研究“人”的问题，因此使用“生态史”之名更为合理。更多的学者则对纠缠这些名称的讨论不以为然，认为“生态环境史”可以包容相关研究的内涵。事实上，诚如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意见：“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有人形象地将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史研究领域呈现的局面描述为“杂花深处，群莺乱飞”^[3]。这种情况恰恰为这门新兴学科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相关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需要他们进行更深刻的理论思维。事实上，生态环境史是近年来随着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人们保护生态环境意识不断强化而兴起的研究视角，因此也突出了其批判理念和反思意识，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增加了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这种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必然使固有的不同学科领域出现相互重叠的现象。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的进步，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学者们没有必要为此产生“丧失本体”的担忧，也不必为严格划清各自学科的界限、找出相互间的区别而大费脑筋。一些学者为此呼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应该拓宽研究视野，敞开胸怀，积极支持在历史研究中增加生态环境史视角，这必将丰富研究的内容，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全面认识。^[4]

关于生态环境史基本学理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梳理清该学科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2006年开始开办的“生态环境史”专栏中试图对此作出理论描述，指出这一领域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拥有一个共同的学术指向和视域，这就是：考察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人类生命支持和防卫体系的历史形态，以及社会和个人对灾害和疾病的政治、文化与心理反应。”^[5]这种观点显然未能得到《生态批评的“环境文本”建构策略》一文作者的认同，后者主张“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环境的语境”^[6]，是“人类中心”还是“地球中心”？这涉及生态环境史学科的发展方向。

王利华在《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中进一步提高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