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将研究视野从部落、乡村转向都市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发达社会而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学科分工体系遭到冲击，人类学作为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被重新定义。为了符合这一宗旨，人类学也不得不研究西方和城市。二是在农村与人类学家合作的村民大量迁往城市，忽视这种迁移创造的关系也将导致对村庄生活的误解。为弥补这一缺陷，人类学家只好追随研究对象的迁移路线，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城市。三是因特网和电信服务等新技术的普及，致使原有的城乡边界模糊，这种模糊性在都市扩张的地方尤其显著。

在中国，194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城镇研究萌芽。1947～1948年，Morton Fried在安徽的一个集镇上进行了田野调查；^[1]施坚雅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四川的集镇进行了研究，^[2]他所提出的“市场共同体”理论对中国人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工作中，就表现出将研究从个别乡村扩展到覆盖其中心小城镇在内的更广大地区的愿望，但直到1983年，他才能这样做。^[2]

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真正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改革开放同步，这一时期，人类学在中国得以重建，大量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流派被引进，都市人类学也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顾定国来到广州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将都市人类学引入中国。在他的积极倡导推动下，1989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都市人类学会议。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并开始出版《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3]至1997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已经出版了三本都市人类学论文集。^[4]作为其研究伙伴，笔者亦成为中国最早的都市人类学者之一，所编著的《现代都市人类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论述都市人类学的教材”。^[5]

中国都市人类学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在这20多年中，都市人类学的五个主要领域——城市中的乡村移民的研究、都市问题研究、亲属关系和社会性别研究、族群与族群关系研究和都市化比较研究，中国都市人类学都已有所触及。其中，城市中的乡村移民研究——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更常见地被冠以“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城中村”研究——是人类学最具建树的领域，涌现出了以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张鹂的《都市里的陌生人》以及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

亲属关系和社会性别研究是人类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事实表明，亲属制度和社会性别也适用于洞察城市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呈现出丰硕成果。中国城乡家庭的性别差异处于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者发现，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更少保持父权偏见，结婚的女儿不是搬去与丈夫的父母同住或住在公婆附近，而是与自己的父母联系更为紧密。^[6]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财产继承制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的私人财产很少，不得不在住房和其他关键资源上依赖政府机构，因此削弱了传统的父权和从夫居形式，而围绕新的居住形式建立起倾向于双系继嗣原则的更灵活的体系。^[6]新的城市有产阶级家庭中出现的父权复苏现象可以为这一论点提供支持。城市家庭被独生子女政策深刻地改变了，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反对对女儿进行投资的偏见很大程度上从城市家庭中消失了。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教育作为通向成功的途径变得更加重要。独生子女们在享受宠爱的同时，也承受着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以获取职业上的成功，从而为父母晚年提供保障的巨大压力。

此外，都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广泛地涉及健康、消费、传媒、社区、流行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股票市场到情感咨询热线，从气功养生到母乳喂养，从卡拉OK到热播电视剧，从城市改造到社区治理，都是都市人类学关注的兴趣点。当前都市人类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其在新的学术分工中的地位模糊问题。人类学家在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或人文学者提出的主题上工作，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常常比差异性显著得多。不仅如此，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有着研究城市社会的分支。目前，参与都市研究的有生物学、建筑工程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