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普遍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国际政治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全球战略专家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任何思想观念均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当代“软实力”的观念，是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竞争意识的表达，特别是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急切地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于这个概念为各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描述、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重要因素，故而很快就被普遍接受。

“文化软实力”则是对“软实力”理论进一步探讨而衍生的一个概念。在国家软实力的构成中，由于文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包括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及人的行为方式等）及柔性力量等重要特征，故而在“软实力”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政治家在描述“软实力”时，往往就是指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张，“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进一步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

应该说，“文化软实力”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产生的概念。追溯历史，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文化软实力思想，拥有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秀资源。我们会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发现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思想理念，并且将这个理念付诸实践，指导以后历朝的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对古代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早的“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西方学者“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其实反映了当代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念。

现在，我们进一步以现代“文化软实力”的观念为视角，追溯其思想渊源，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卓越见识。

二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了统一天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这些理论与学说中，关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观念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百虑”、“殊途”中的一种重要观念。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出于诸侯争霸、统一天下的需要而产生了“文化软实力”的观念。

十分有趣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最早将“文”与“化”结合起来，构成与现代“文化软实力”相近的“文化”概念。和现代文化学所指的作为人的物质、精神财富总和的“文化”观念不一样，古代中国的思想家本来就是从一种“软实力”无形力量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化”，其“化”是动词，体现出“文”具有“化入人心”的巨大力量。先秦文献中的“文”，一方面是指与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相关的人伦秩序、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亦是指与文字典籍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但是，一旦将“文”与“化”联合起来使用，则是指用这些伦理道德、诗书典籍的文化去教化、影响人们。和靠军事力量征服人们不同，文化具有感染、影响人们的精神力量。《周易·贲卦·彖传》最早阐述了这种“软实力”意义的“文化”观念：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解释了这段话中的“人文”：“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云：“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1]中国古代学者在这里明确指出，支配世界的权力（“止物”）可以有两种形式：武力胁迫的征服天下和文德之教的化成天下。古人将后者称为“文化”，显然倡导通过文化的力量去“化成天下”，而反对仅仅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做法。这种将文化的力量与威武的力量对应起来，并且更为推崇文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