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可以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外提升“综合国力”。可见，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其效果就在于首次明确文化是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自从中共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决策以来，人们谈论越来越多的热门话题。在林林总总的谈论中，可以梳理出大致两种文化软实力概念：一是对文化软实力进行广义或宽泛的理解，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环境保护等统统纳入文化软实力范畴；二是对其仅仅进行狭义理解，认为文化软实力其实只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不宜扩大化。到底哪种理解更契合实际？鉴于这种理解不仅牵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表述，而且牵涉对它的持续的调查研究乃至政府决策，因此，有必要在此首先就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内涵进行初步的分析和阐释（当然，谈论“国家文化软实力”同谈论普通的“文化软实力”之间，还是存在国家视角与个体视角、国家利益与个人关怀之间的不同的）。

一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来源

文化软实力理论不是突然间产生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实际上，在中外都可找到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在西方，韦伯关于“卡里斯马”（charisma）及其统治类型的社会学研究、葛兰西的“霸权”论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等，实际上都为“软实力”的提出和发挥影响做了理论铺垫。我国古代老子就主张“柔弱胜过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这些思想恰是文化软实力研究宝贵的中国本土资源，值得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予以认真总结和传承。

不过，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较为直接的理论生长点，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下的战略对策需要。1993年是一个标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论文《文明的冲突？》中提出国际政治的“文明冲突论”，表明文明或文化问题在国际冲突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1]亨廷顿正是根据这一观察，得出了一个判断：冷战后时代的世界形势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如此，“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2]。这种以“文明冲突论”取代原有的“政治冲突论”的观点，已经内在地孕育着一种文化软实力的视野：国际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的硬性较量正在逐步让位于文化与文明的软性实力较量。

真正明确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概念是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90年于《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首次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认为由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实力元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力量的动力元素是软实力。2004年，他在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增强。”^[3]在他这里，软实力被归结为一个国家由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而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感染效果。与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直接的“施压”、惩罚或收买而迫使他国非自愿地接受不同，软实力则通常依靠间接的“吸引”而得到他国的自愿认同。“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