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软实力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对其理论也有了不少探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要么是在奈的概念中进行简单的阐释，要么是对该概念进行拓展，而对软实力理论的研究却显得非常单薄。特别是软实力究竟有哪些构成要素，对国家成长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以及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发展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规律等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软实力的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一 软实力的构成

关于软实力的构成，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约瑟夫·奈只是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没有直接探讨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即使提到这一问题，也主要是从软实力的来源来分析软实力的构成。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1]。后来，中国学者沿着奈的逻辑进行了多方的拓展。倪世雄指出，软实力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等的影响”^[2]。很显然，这一概括远远超出了奈对软实力内涵的界定特别是这里包含了奈的概念中所没有包含的制度因素——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把制度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即制度力纳入了奈的软实力概念的框架之中。周桂银等认为，软力量包括三个要素：建立并控制国际制度的能力；文化与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国际形象和地位^[3]。这里又在奈的软实力框架内增加了新的内容——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也就是说，软实力的内容进一步增加。楚树龙则认为，软力量是以科技、管理、体系、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质、竞争力等为内容，重要一环是价值观、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面的吸引力。另一重要内容是系统力，包括信息系统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一个个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软力量是创造力、创新能力、应变调整能力。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软实力和运用软实力的能力的内容，也就是奈所说的聪明力（smart power）^[4]。龚铁鹰的博士论文又将软权力分为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5]而阎学通则认为，软实力由三个二级要素（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国内动员力）和六个三级要素（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构成。^[6]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不断拓展了奈的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奈只是指出，软实力存在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框架之中，并没有明确分析软实力是什么。这就表明，即便是奈的软实力研究也有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例如，一方面，奈对软力量和硬力量从概念上做了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划分，即硬力量是一种强制力，主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而软力量是一种吸引力，主要表现为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另一方面，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他又指出“软力量”和“硬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性质。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可以催生软力量。这就是说，奈的软实力概念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7]这种矛盾也导致了软实力衡量的难度。奈曾指出，“衡量权力有两种途径一则是资源和潜力的衡量一则由对结果的影响来衡量”^[8]，而且他用了吸引外来人口数、文化产品的出口数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等来衡量软实力，^[9]但奈也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各种力量的资源问题，而并非软实力本身的大小。可见，奈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软实力的衡量问题。

国内学术界关于软实力衡量的最新成果要算阎学通建立的软实力构成要素系统。他设计了一组衡量软实力的量化指标，用相似政治制度的国家数量来衡量国家模式吸引力的大小；用相同民族文化的国家数量来衡量文化吸引力的大小；用执政党人数来衡量国内动员能力等。^[10]但问题是，A国认同B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A国会推行与B国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制度。文化的内涵非常复杂，其中也包含了民族情感的内容。中日民族文化相近甚至相同，但中日两国在民族情感上却一直相互排斥。可见，同质文化的两国并不一定产生文化上应有的吸引力。又如，美、法、俄都是基督教文化，日本是儒家文化，但美俄之间、美法之间的文化吸引程度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