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年终版都刊登专题文章，对金砖国家的未来前景进行了评估。为《外交政策》撰稿的Antoine van Agtmael以20世纪80年代杜撰“新兴经济体”术语而名声大作。他在列举了一些国家间可能不和谐的领域以及个别国家继续增长的障碍作为警告后，给出了不冷不热的评论。尽管突然转向乐观结论，但他说服读者相信“不管怎样……这些大的经济体将在21世纪跺脚。”围绕这一集团大肆宣传，将其比作20世纪80年代日本赶超美国的预测后，为《外交事务》撰稿的Ruchir Sharma对这个羽翼未丰的组织及其成员国做出了前景确实更加严峻的结论。《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都是双月刊，主要内容为迎合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国际关系。然而，两篇文章都出自金融专业人士——Antoine van Agtmael，国际金融公司任职，因20世纪80年代杜撰“新兴经济体”术语而名声大作，是新兴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投资官；Sharma是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和全球宏观部的负责人。

这些作者的背景著名但不令人惊奇。自从高盛的分析师Jim O’neil于2001年给金砖国家（BRICs）加冕后，这个首字母缩略词就频繁出现在金融媒体的头版头条，使西方大众读者熟知该集团的概念，即首先是投资目录，其次是地缘政治实体。但西方学术界绝对没有对此表示沉默；政治学者也不愿意让银行家妨碍他们的领域。然而，就像Brütsch和Papa（2012）指出的那样，对金砖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分化出三种趋势，只有一种趋势直接将该团体作为整体考虑。很多早期的研究提议，这些作者的发现更多地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上相干对齐，而该集团自2009年首次峰会后的正式联盟激发了大批学者及研究成果的出现。最后一点，金融危机之后，在众多探讨多边机构的发展前景文章中，有一小部分研究了金砖国家在这些机构内或与这些机构一起实现改革目标的潜力。

接着，一些最近的学术研究将金砖国家算作一个实体，探索其共同性，评估其整体潜力。经济、法律、能源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术都从其各自领域给出精辟的见解，这就从整体上提供了更加综合的图像。尽管这绝不是一种详尽列出所有西方国家做出的金砖国家学术研究的尝试，但确实试图把有关金砖国家萌芽和多样性的文献当作入门书，努力地对头版头条和博客帖子的辩论进行装裱，做成严谨的学术研究。综合起来，这些学者的评估更加细致入微地论述了金砖国家的长处和弱点，以便于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金砖国家有效吗？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以及欧洲主导的多边机构构成严重威胁吗？

一 经济学范畴

2001年“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出现时，几乎没人怀疑其经济重要性。对很多人来说，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快速复苏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观点，强调其与发达国家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独立性，尽管最近有些学者把其所见所闻视为个别金砖国家经济体在实力、组成以及调控方面的变化，找理由怀疑其作为一个组织的未来。尽管有这些断言，但很显然还缺乏对所有金砖国家经济体做整体评估的研究，至此只有个别人试图对其快速发展的共同性做出精确定位。Chakraborty和Otsu（2012）以及de Vries、Erubman、Timmer、Voskoboynikov和Wu（2012）在其《金砖四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分析》中帮助弥补了这一空白。Reddy（2011）对印度、中国、巴西和南非的创新、研发及科技做了全面的总结回顾。对每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分别地和共同地提供了足够的案例研究。

根据Chari和Kehoe开发的商业周期会计“楔子”236596法以及McGrattan 2007年的研究，Chakraborty和Otsu探索了2000年代前十年经济因素如何影响金砖四国经济体的快速增长的渠道。就像其绪言中观察的那样，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解释到底是哪些经济因素导致增长时，却没人试图证明哪条古典经济学机制（如生产率、市场扭曲等变化）致使这些因素产生。将20世纪90年代与其后十年比较，他们大体上发现巴西和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停滞期间所提高的效率中获益，而巴西还从投资市场摩擦导致的下降中获得相当的益处，印度和中国在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前十年增长后，从更加有利的投资市场中大量获利，特别是21世纪的前后十年。对中国来说，这种增长还通过提高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他们也相应地证明，所有那些由于信用可靠性增加和管理知识投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