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理论以及实际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国家安全总是关键的考量之一。区域安全和国际经济合作，看似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然而它们之间关系密不可分。一般而言，虽然安全问题不是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唯一变量，但区域安全与稳定、领土主权问题的合理解决总是有益于区域间的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同时，正如“相互依存”理论所认为的，区域间国家密切的经济往来对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减少甚至消除地区冲突也不无裨益。

在过去10年中，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安全隐患或被消除或被搁置，在经验的层面上证明了上述所说的经济与安全之间的联动关系。本文以相互依存为理论框架，提出目前的区域安全状况有利于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极力推进的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论点，同时指出此区域合作新构想的成功反过来也会有利于减缓该地区，特别是南海海域的安全问题，为长期稳定南海局势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首先简要论述中国在过去10年中对东南亚的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如何为中国—东盟的关系创造了一个新型而积极的安全环境。本文将主要论述南海的安全问题，因为泛北部湾对此问题有直接的影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构想如果能够充分实现的话，南海将变为这个区域经济区的“内湖”。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及对南海提出的新的安全政策已经得到了处于此地区的国家的赞同，可以说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初步搭建了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本文认为，虽然南海地区安全问题仍然存在，但该地区已经形成的国家间的经济依存确实带来了一些学者称之为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效果，紧张局势的减缓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有利因素。从另一方面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也有可能会使南海问题的主权和安全因素淡化，使南海问题不再对区域合作发挥不可克服的消极影响，使南海最终真正成为和平、合作、发展的海洋。

一 新姿态，新外交，新亚洲

近年来，很多决策者和学者都在谈论“新亚洲”的概念。一种新型的亚洲国际关系对于任何一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来说都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尤其如此。不同的分析者对于这种新型的亚洲局势，特别是东亚的区域秩序，会强调其不同的特征。然而，大部分的分析家都支持这一观点，那就是东亚国家领导人已一致认为需要进行经济合作和推进经济一体化，更加重视保持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安全问题上要进行更加制度化的协作。没有人否认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柬埔寨的政治问题解决后，东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和平的地区。中国对于该地区的安全发展贡献很大，可以说对目前较为稳定的安全环境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东亚新型的安全环境所作出的贡献可从多个方面来看。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几乎每一个邻国都切实地改善了双边关系，包括曾经历冲突和敌对的韩国、越南和印度^[1]。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邻国（除了印度）成功地解决了陆地边界线问题，确定了与邻国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对于一些东亚地区的安全纷争问题，中国政府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如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以及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南海纠纷等^[2]。

在创建新亚洲中，中国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积极参与多边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加强与东盟的多层次、多领域交往，主要措施包括积极参加与东盟相关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10+3”（东盟、中国、韩国和日本）、“10+1”（东盟和中国）、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签订《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以及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中国还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非官方安全对话。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亚洲各国对中国所关心的一切做出积极回应，中国所做的努力也不会有成效。一直以来被学术界低估了的“拉力”因素，其实在中国与其邻国的交往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拉力”的背后蕴藏着亚洲各国对共同维护区域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区域国际关系原则和规范的认同，着力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以及对该地区被某一强国独自控制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