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开始，中国在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中不断遭遇严重的排斥和挑战，而中国的这一外交困境在美国2011年“再平衡战略”高调出台后更为凸显。同中国有海洋领土争议的国家希望借美国对亚太地区关注的“一边倒”的战略机遇，更进一步加快突破现状的步伐。2012年，中国的“两海之困”越发严重，中国同时在南海和东海面对越来越尖锐的安全挑战。中、日两国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倒退到如此一个危险的边缘，让人不禁怀疑“擦枪走火”将会是这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缘起与释义

“再平衡（rebalancing）”战略是美国自2010年底至2011年开始，尤其是以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作为契机开始全面推动的新亚洲战略。^[1]通过各种政治磨合，“再平衡”战略正在演变为一个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涵盖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从美国的官方宣言中，“再平衡”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亚太地区的行为和游戏规则、保证国际法和惯例得以尊重、商业和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新兴大国同邻国树立信任感以及保障分歧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威胁或胁迫得以解决来促进美国的利益”。^[2]如果更直白一点说，“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以一种积极方式将美国插入并由此主导亚太地区的“游戏”，让美国在亚洲发挥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3]“再平衡”战略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

“再平衡”战略可以最早追溯到小布什总统任内。^[4]当时，美国相当一部分政策精英意识到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必然来自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亚太地区。^[5]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国也注重加强同亚洲盟国的同盟合作关系，同韩国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拟订，同印度和越南进一步靠近，并且致力于加强在亚太驻军的灵活反应能力。同时，2005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也是在同类逻辑下的产物。当然，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在亚洲，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加强同亚太国家的“接触”以及追求这一地区的主导权，而这必然要求美国增强其对亚太多边组织的参与和领导。这正是当时布什政府难以贯彻这一战略的一个主要原因。布什本人不愿触碰带有任何“多边”色彩的政策安排或者承诺，因此虽然有对于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倾斜的思考，但是并没有“落地”。

这一思潮最终在小布什任内没有真正在政策上付诸实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6]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东政策领域，他们在情感上完全投入到中东事务上。其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以色列的“一边倒”，对于牵扯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国家比较倾向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中东地区投入战略性关注而相对忽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延伸和巩固。^[7]这致使美国后来深陷中东的泥潭，因此“再平衡”的思想虽然萌发，但是并没有贯彻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几乎没有怎么修改“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看待国际战略的整体角度。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从武装入侵阿富汗到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耗费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本，把自己绑在反恐战车上，而其实当时美国真正需要做的只是“宰掉一堆藏匿于巴基斯坦的‘激进的牧羊人’而已”。这尤其是2008年美国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精英阶层在痛定思痛之后逐渐统一了共识，也是“再平衡”战略最终得以出台的社会背景。

关于美国对亚洲新战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说法是“重新平衡”或者“再平衡”，美国国务院提出的是“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来说，“pivot听起来有过于突然（abrupt）的嫌疑”。^[8]国防部更倾向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法。中国学者经常提到的“重返亚洲”战略是华盛顿最不愿使用的名称，原因是“美国从未离开亚太”，何谈“重返”亚太？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的确有过“我们回到亚洲”的提法。希拉里·克林顿说：“我不认为有任何疑问……我们又回到了亚洲……我们回来是要留下来。”^[9] 但是，克林顿的提法一经公布就受到美国政府内外部很多人士